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要求将私有土地授予贫民，意味着需要土地的农民已经没有可能得到未垦荒地。既然私有土地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正在被耕种的，将这样的土地授予贫民，无非意味着将原来可能是佃农的耕作者赶走。实际上，这种行为是无益的。请求富人与权贵将土地分给百姓，是从扩大耕地面积向更好地分配现有土地的根本转变。所以，公元前6年与公元前2年哀帝和平帝时的事例，其实也表明了从出租土地到重新分配部分私有土地的政策调整。《盐铁论》中的一段话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土地出租真实情况的线索。这一重要史料记载，奉诏上朝参与有关盐铁专营利弊的地方贤良文学，对土地出租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从负责盐铁专营的官员的回答看，很明显，政府实际上是国家最大的地主，并从耕种者那里收取了大量地租。同时，从政府那里获得土地的贫民在面临严重困难时，经常不得不将那些土地又卖给富豪与权贵。于是，政府的土地实际上落入了富人手中，贫苦农民则再次沦为了地位低下的佃农。农民无论是成为政府的佃农，还是抢占了其土地的权贵的佃农，他都是受苦的一方。
东汉政府继承了前一时期的措施：公元66年下令将郡县和王国的所有公地授予贫民；公元70年从黄河引出的一条渠道沿线的低地被分授了；公元76年皇室苑囿上林苑的禽鸟禁猎区被分配了；公元84年的一道诏书再次要求地方郡守将国有土地分给贫民，同时贷与他们种子、粮食，租给农具，并免除数年赋税。这道诏书揭示了国家的人地关系极不平衡，部分农民不仅没有土地，而且没有耕种土地所需的资本。然而，公元86年皇帝在国家东部大范围巡游时，却注意到几个郡国仍然有未被利用的肥沃土地，并下诏将其授予贫民。看来如果不是此前关于授地的诏书没有得到充分贯彻，就是地方政府仍然在攫取土地。到公元1世纪末，朝廷对贫民的恩典不再采取授地的形式。政府下诏开放国有土地，诸如宫廷苑囿和皇家禁地，不过是允许百姓在这些原本封闭的地方从事砍柴、采集、捕鱼之类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109年的诏书颁布之后，《后汉书》中就再也没有国有土地被授予贫民的记载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发生饥荒时发放粮食成为了最主要的救济措施。
东汉的扶贫善举似乎在逐渐萎缩。最初是从皇室直接控制的土地中取出一部分授予百姓，接着皇帝不得不希望地方政府将其控制的土地拿来分授，再后皇帝的恩典减轻到允许在皇室苑囿中采集食物与其他物品，最后政府仅仅通过分发粮食来向贫民提供救济。东汉政府并未像西汉皇帝一样，长期保持全国最大地主的地位。当然，缺乏像西汉政府曾经拥有的同样规模的未垦荒地，也是导致其救济行为萎缩的重要原因。东汉时期朝廷的诏书通常要求将土地给予贫民，而不是出租，也决定了其行为无法长期延续。由于东汉政策受到地方豪族支配，我们可以推测，豪族是欢迎将土地授予贫民的，因为这是豪族最终将这些土地据为己有的便利途径。
两汉政府还通过改善灌溉系统或其他行为，在地方上努力扩大耕地面积与提高粮食单位产量。西汉时期，皇帝一再颁布法令敦促地方官员发展农业与养蚕业。为确保官员尽最大努力行使其职责，还制订了奖惩措施。中央政府甚至派遣了专门的使者指导农业发展。然而，《汉书》中记载的有成效的事例并不多。当然最有争议的人物是王成，作为对在辖区安置了8万流民的嘉奖，他在公元前67年被封了侯。（《汉书补注》卷8，第8页）然而在他死后，人们发现王成实际上是虚报了人口。（《汉书补注》卷89，第36页）
公元前35年前后任南阳郡守的召信臣是业绩最为突出的地方官之一。为了促进农业发展，他花费了大量时间视察乡村。在他的任期内，南阳兴建了数十个水利工程，灌溉面积最终达到3万顷，由于这次新的经济繁荣，当地人口翻了一番。与他同时代的陈立，也因劝农有功受到过奖赏。
东汉皇帝颁布的诏令与西汉时期颁布的非常类似。官员被告知禁止在农忙季节扰农，要消除虫害以及勤于劝农。《后汉书》记载的东汉时期的循吏，比西汉时期的数量要多。在东汉杰出的地方官员中，大多数的业绩不是扩大了耕地面积，就是增加了著籍人口，更常见是两者都有所增长。译文提到了六个事例，时间跨度几乎贯穿了整个东汉。考察对他们的记载可以发现，这些事例涉及的范围不仅有很容易获得闲置土地的边疆地区，而且包括了由于内战而使得当地大量耕地抛荒了的中国心脏地带。换句话说，新开垦的农田，通常是再次被开垦出来种植的抛荒土地，或者是由于更有效的灌溉而获得了改良的土地。
政府解决人口与土地问题的措施 小结
两汉政府都试图维持农业人口的稳定与繁荣，他们被视为国家的基础。农业生产最主要的资源是土地。然而，人口的增长，特别是人口地区分布的不平衡，使政府难以确保耕者有其田。在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减轻其赋税负担，无法真正缓解人口太多而土地太少的压力。当然，移民是缓解人口密集地区部分压力的办法之一，但是向南方的移民，这一中国历史上人口流动最重要的长期发展趋势，并没有获得政府的积极支持。政府组织的人口迁徙主要与北部边疆的防御联系在一起，但无论在效果还是规模上，向北方的移民都无法与向南方的移民相比。向贫民授予国有土地，应该被视为开发未垦荒地，从而增加耕地面积的措施。然而，耕地面积增长的速度从未赶上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史书中经常提到流民，表明人口相对于可利用的土地是过剩的。人地比率不适当的问题，由于富人与贫民之间土地分配的不均而进一步复杂化了。贫民一旦丧失独立小农的身份，成为富人的佃农或农奴，他们在生存与饥饿之间的回旋余地就非常窄小了。
土地成为被追逐的财富 工商业的发展
在前一章我们提到，秦统一后人口的增长导致了人均耕地占有率低下，留给农户的农田面积很小。如果农业不是劳动密集型的，剩余劳动力就必须移居新的未开发地区，或者进入农业以外的领域，如工商业。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工商业似乎一度有机会兴盛起来。早在战国时期，伴随着各区域间的频繁交流，货币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中心的增长，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商业的繁荣景象，而且富有的工商业者也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71
汉初商业活动活跃，延续了战国时期商业的繁荣与引人注目的城市化进程。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出了公元前2世纪时中国的一系列重要城市中心。他对每个地区都指出了一个关键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中心不是有广阔的腹地提供基本商品，就是能够从外国输入重要物质，并且都依托陆路大道或水道，交通运输十分便利。72《盐铁论》记录了公元前81年朝廷举行的一场关于经济政策的辩论，这些城市很多都在该书中被作为商业中心而提到了。73
比较春秋与战国时期可以看出，战国商业之所以活跃，一方面是由于战国时期道路系统更为发达，当时为战争或其他国与国之间往来而修建的道路，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每个大国内部人们都可以自由流动，而这些大国比春秋时期的封国要大得多。74汉代中国已经统一，战国时期交战各国沿边界修建的障壁与关卡大为减少，道路系统更加完善，由此可以想见，汉代的商业活动必定更加兴旺。最好的道路当然是由秦始皇修建而被汉朝继承下来了的驰道。据说，这种驰道“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补注》卷51第2页）。司马迁指出由于国家统一，“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任何自然资源的流通都无需交纳关税，也不再有其他限制。（文献二，1）在统一国家撤除了战国时期敌对各国所设立的壁垒后，战国时期已经浮现的各地区间的依存关系，就发展成为了活跃的区域间贸易75（文献二，2）。
区域经济的专门化意味着可以大规模生产某种地方的特色产品。司马迁曾列举了许多能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