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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农户的生产会推动一种重商性农业经济的发展，通过这种农业经济，各种交易活动会循着一种树状结构展开，将若干分散的聚落（乡村与城镇）连接成一个市场贸易网。这种进行商业活动的农民涉足的地理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正如《僮约》所示，交易可达两个范围。一个是方圆两百公里的大圈子，一个是方圆五十公里的小圈子。城市、市镇、小集市与路边集市的存在，表明交易点的层级网络已经发展起来了。
在重商性农业经济下，市场投机也成为可能。在2世纪中期的著作《四民月令》中，这里的农户在一年中会数度卖出与买入谷物，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谋取利润。同时，《四民月令》中的农户还生产腌酱类食品、酒、醋、药材、丝绸与丝绸制品、鞋等，这些物品既可供自家消费，也可拿来出售。虽然此前也有类似的月令式著作，但《四民月令》却第一次把商业活动包括在内。由此可见，在汉代，市场经济已经整合于乡村经济之中，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了。
《氾胜之书》也有种植经济作物牟利的思想。例如，种植瓠，不仅是为了拿它来做饲料与瓢，也是为了制造蜡烛。对这种收入的计算都是以其市场价值来衡量的。商业化可以将地区经济连接成地域性的经济网，并最终形成全国性的经济网，而这反过来又会促进区间生产的专门化。在司马迁的时代，即大约公元前1世纪，有很多地方性的土产。例如燕及其他一些地区的栗，安邑与晋的枣，蜀、汉、江陵的橘，淮河、济水与黄河之间的梓，陈、夏的漆，齐、鲁的桑、麻，渭川的竹。这些产品在全国的市场都能买到。
这是一个农业社会，然而却是重商性的农业社会，它将个体农民结合在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之中。因此，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与对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一般印象，后者认为它是由分散的、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户构成的。345具有吊诡意味的是，这种重商性农业经济积累的资金几乎不能走得很远。商业性城市中心在各种刺激下空前繁荣，在西汉时期的主要交通线沿途，至少形成了二十六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中心。但是工商业者的发展在它的萌芽阶段就被扼杀了。首先是汉武帝，他一心加强君主权威，不能容忍对其君权构成潜在威胁的势力。此后，国家的官僚制逐渐形成气候，士大夫与地方首领不仅能够独占政治权力，而且能够垄断大量财富。于是，商业活动从来就没有全面发展的机会。
商业活动的繁荣依赖于政治秩序的稳定。国家统一、道路畅通、旅途安全的时候，区域间的专业分工会推动乡村中的个体农民参与到庞大的市场网络中去。如果政治环境恶化、国家分裂、中央政府无法实施有效统治，或者更实际地说，当先前外销的产品不能运出，而外地的土产又变得过于昂贵时，农民就不得不改变其生产与消费习惯。地方首领会率领该地走向自我封闭。非农业的Z活动于是会从生产适于销售的产品，转向为自家消费而制造物品、料理杂务。于是自给自足的农村聚落就出现了。由于这种小聚落通常处于地方首领的统治之下，它很容易呈现出庄园经济的特点。在西汉及东汉末年，这种聚落的数量是非常多的。不过，他们并非一直以来都是封闭的独立聚落，以后也不会一直如此。就像海葵一样，重商性农业经济与集约农业的结构框架，在安全时就会膨胀，在危险时就会缩小。
总之，汉代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基于小规模经营的集约农业的进步。这是对人口增长相对较快，导致可耕地不足的回应，这种耕地不足的压力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大量开支必须用货币支付，例如人口税，以及集约农业下劳力分配在季节上的不均衡，导致了非农业活动的发展。而非农业活动反过来又使发展市场取向的经济行为成为可能。然而，在无法利用市场时，农民又会重新调整这种行为，采用相对更为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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