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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拒绝接受地方政府委派的官员。319（文献六，26）
最能说明新垦殖区内组织形式的是田畴的事例。田畴原籍在北部边疆地区，由于其家乡被军阀占据了，于是他带领几百族人躲进了边界的山区。此后不断有人加入其新定居地，几年后那里就已经有了5000户人家。田畴被推选为首领，制定了基本的法规，兴办了学校，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汉族聚落（文献六，27）。
这种集体移民对农民与农耕都有较大影响。一个普通农民为了能在新地方定居下来而加入某个群体后，很可能会成为其首领的依附者。这个首领不是拥有超凡魅力，就是实力非常强大，因为他已经能够指挥这个群体的核心团体，也就是他的族人。自那以后，这个农民也变成了徒附。320
农作之外的选择 屯田
屯田制在普通自耕农转变为私人徒附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作用。屯田最初是在北部与西北边疆发展起来的，目的是通过让士兵自己或其他招募来的人，如政府组织的移民，在边疆就地种粮，来维持粮食供应的充足321（文献一，28）。关于汉代屯戍士兵在西北边防沿线屯田的实际情况，居延发现的汉简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322边疆垦区中有些亦农亦兵的自由民，他们有自己的财产、必须缴纳赋税，与自己的亲人居住在一起，有的甚至还有奴婢（文献三，5，6）。也有的屯田兵耕种的是政府公田，要缴纳沉重的地租。资料记载有位屯田兵必须将其收获物的40％交给驻地的管理机构，他的地位似乎相当于佃农。这里记载的土地登记在一位军官名下，很可能上面提到的士兵就是这位军官的下属。如果的确如此，这位士兵也可能就是这位军官的私人徒附323（文献六，28）。当然，居延汉简中也有很多记载表明士兵及其家属的日用口粮是从驻地粮仓领取的。324在这种情况下，农田内的产品可能全部都上交给了粮仓。325在这些事例中，屯田兵或驻兵很可能实际上是在军官的监督下，在农田内集体劳动326（文献六，29）。
由于士兵是在其军官的指挥下耕作，军队组织的严格纪律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况，就是军官很容易将屯田兵转变为供其任意驱使的私人徒附。马援的事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带领自己的私人军队回朝后，他请求允许自己在皇室苑囿的空地上屯田，收获的产品由马援与生产者，即他的士兵平分。327
不过，屯田大规模转化为私人财产的情况在公元3世纪才出现。2世纪末汉朝中央政府的崩溃导致了长期的混乱与动荡。在基本经济区，如陕西南部与河南南部，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时，当地百姓纷纷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军阀曹操在控制了中原地区后，将投降的黄巾军农民组织起来，在被难民抛弃的土地上进行屯田。农民被授予了土地进行耕作，曹操政权甚至还出租耕牛给他们。他们要缴纳的是地租，而不是赋税。由于他们实际上是政府的佃农，所以也不需服兵役328（文献六，30）。
越来越多的典农官设立了起来，以促使那些无主荒地重新得到开垦。西嵨定生遍查了《三国志》及相关文献，注意到这种典农官的分布实际上覆盖了整个渭河流域与黄河流域中部，这些地区正是两汉时期的基本经济区，是国家的经济基础与权力中心。329
不过，在曹魏政权的鼎盛期结束后不久，政府权贵逐渐控制了屯田民，这些屯田民也由政府“佃农”变成了私人徒附。330一旦社会秩序大体稳定，由于集约农业的展开，农业生产会再度繁荣起来。有机会出售剩余产品也会推动非农业活动的复苏。于是典农官会开始经营商业，让部分屯田民专门从事非农业活动，谋取相关利益331（文献六，30）。商业活动的这种复苏表明汉代的农业经济是非常灵活的，一旦局势稳定，它就能适应市场体系，为直接消费而生产的F产品也能转变为商品。
农作之外的选择 农民起义
由于地主、政府官员及商人的剥削，或者是战争、自然灾害及土地贫瘠等不利条件的影响使农民无法通过农耕求得生存时，暴力将是他们最后的手段。饥荒会迫使农民离开土地，让他们成为流民，异端分子，最后成为现存统治秩序的反对者。汉朝就是由农民起义的首领建立的。西汉过渡到东汉的标志，就是农民在赤眉、铜马等旗帜下到处起义的大动荡时代。2世纪末年的另一次农民起义，即黄巾起义，则导致了汉王朝的崩溃与长期的动乱。332人们一般认为大规模起义爆发的原因是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人们丧失了生存的条件。333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土地集中的确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也引起了许多汉代学者与思想家的关注。不过，既然不管是自耕农还是佃农，汉代小农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都来自种植经济作物与非农业活动。而且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也仍然需要将土地分租给佃农。因此土地集中可能不是迫使农民离开土地、陷入绝境的主要因素。对起义发源地位置的考察，可能有助于澄清这一事实。
让我们首先从农民起义与分布广泛的大地产之间的实际关系开始论述。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情况最为严重的应该是基本经济区，这里不仅有最多的政治权贵聚积于朝廷内外，由于接近首都市场、灌溉发达等原因，这里的土地也最为昂贵。事实上，光武帝（公元25年－57年）与其太子之间的著名对话就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情况，“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后汉书集解》卷28，第8页）。所谓基本经济区，就是指渭河流域、黄河平原及淮河上游各郡国，也就是畿辅地区（今陕西中部）、河内（河南北部）、河东（山西西南部）、上党（山西东南部）、赵国（山西中西部与河北中东部）及太原（山西中部）。334
这些起义都发生在基本经济区之外的地区，只有三个例外（两个在畿辅地区，一个在陈留）。最容易爆发起义的地区位于今河北、山东、安徽与湖北省，它们都在陕西－河南中心地带的边缘。这种起义发源地与土地高度集中地区的互斥现象可以这样解释，即基本经济区集中了最大的城市中心与最大数量的消费者，由于能利用发达的市场体系，当地农民的生计是能够得到补充的。
据劳干研究，西汉到东汉各郡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变化显示，位于今河北、山东与甘肃北部的各郡国（鲁、魏郡、巨鹿、常山、中山、清和、赵、东郡、东平、泰山、山阳、济阴、东海、琅玡、彭城、下邳、济南、北海）人口出现了大幅度下降。335如果这些地区的人口在整个汉代都持续外流，就表明当地的经济状况在全面衰退。因此，这些北部与东部郡国的市场体系可能并不活跃，这对于通过生产非农业产品来增加收入是不利的。木村正雄认为这些边缘地区多属山区，其农田为“第二次农地”，一旦灌溉工程因遭到忽视而毁坏，就会陷入困境。这也意味着位于河谷与平原的“第一次农地”自然条件更为有利。336人口减少可能与灌溉设施的毁坏有关，政府管理无方则可能是导致经济全面衰落的原因。
然而，南方荆州地区（今湖北与湖南）的人口在东汉时期却得到迅速增长。337只不过荆州的人口密度仍然低于北部与东部各郡国，338当地的经济也不是特别活跃。多田狷介指出南方出现叛乱的时间比北部与东部要晚得多。事实上，他认为正是从动乱地区向相对不发达的南方地区的移民，才使得南方的统治秩序也瓦解了。339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不管经济是处于衰退还是发展中，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都相对较少，而正是市场经济能为他们提供糊口式农业之外的选择。由于糊口式农业回旋余地很小，农民为了生存，便会采用最后的手段——反对现行秩序的暴力行动。
农作之外的选择 小结
与集约农业中劳动的季节分工高度不均衡相关联，汉代农户的生产活动中非农业生产占有很大比重。不过，在农民无法利用市场体系出售产品时，又出现了一种类似庄园经济的自给自足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经济的出现，只需要农民将精力从生产适于销售的产品，转变为生产供自我消费的物品。
移民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们在迁徙至新的居住地后，首先必须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村社内，直到当地的市场网络发展到一定程度，他们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