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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一种播种机械，这种机械有一个播种用的耧，可以间隔固定的距离播种，还有两个轻便的犁，用于翻开土壤与覆盖种子。有幅汉墓壁画描绘了一条牛拉三脚耧的情形。这座公元前1世纪墓葬的发掘报告说，画中的三“脚”，也就是三个犁铧，相当清晰。260无论是将农田整治成垄沟，还是沿着甽播种，这种犁在保证作物行列整齐方面都非常重要。
对于汉政府推广代田法的动机，学者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政府推广代田法是为了满足大地主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能够很容易就获得公田的政治特权集团的利益。这种观点的主要论据是采用代田法需要使用畜力牵引，而牲口相当昂贵。另外一个依据则是基于对《汉书》中某个词语的解释，它可能推导出政府曾敦促享有特权的地主采用这种新的、经过了改进的农耕方式。261
这一观点的反对者指出，武帝时期汉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小农户发展生产，当时的大地主一般是受压制的。他们对《汉书》中的那个词语重新作了解释而建立了另一种假说，认为当时向普通农民传授了这种新的农耕方式。262（文献五，7注55）
采用代田法并不一定需要畜力，文献已经清楚表明，农民没有牛的话可以用人力代替。采用代田法的农田也不一定是大规模的，最初的实验田就比较小，是位于宫廷院中墙下的小块土地。依靠农民之间互相换工、合作拉犁的农田都是小规模的，否则人们根本无法按时完成农活。
大规模农田也能通过采用代田法而获益。原文提到的500亩的农田标准就相当大，而且代田法在公田上的采用，现在也已经由居延汉简获得了证实。“代田仓”与“代田”作为边疆驻防系统的组成部分在居延汉简中频繁出现。从推广代田法的建议呈送给朝廷之时算起，到边疆采用代田法，只用了两年的时间。263既然采用代田法的证据不仅涉及个体农户占有的小块私有农田，而且涉及边疆屯垦地区由军队耕作的大面积的政府公田，我们可以断定代田法可以在任何规模的农田上采用。
我相信汉王朝推广代田法是为了增加都城周围及西北边疆地区的农业产量。在武帝时期，关中地区由于自愿的及强制性的移民而人口空前膨胀。为这里的人口提供充足的粮食已成为严重问题。264武帝本人已经厌倦了耗资巨大的对外战争，这些战争主要发生在都城的西北与北部地区，耗费了关中的大量资源。因此，采用代田法可能是为了刺激农业生产，而不是为了替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谋利。虽然代田法对劳动力的要求非常高，但它对劳动力的使用安排非常合理，其效率比将劳力用于密植农业要高得多，产量也要高得多。考虑到代田法的一些基本原理与《吕氏春秋》所论述的原理有类似之处，代田法可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有了。但它通过政府推广而获得普及本身，对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同样有重要作用。
耕种方法与技术 新的耕种方式——区种
《氾胜之书》提到的区种法，在代田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细化了。区种要求是将农田划分为小区，然后在区内大量而集中地使用劳力与肥料。这些小区等距分布，或者由长条型的地块间隔开来，或者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呈矩阵分布。根据不同作物的需要，区的大小与深度也有区别。例如，在上等田中种麦或粟要求区方六寸、深六寸、区间相距九寸；而种瓜则要求区方圆三尺、深五寸，由于间隔相当远，一亩田只能作二十四区。但不管区的布置方式如何，也不论种的是哪种作物，农民都必须在区内认真灌溉与施肥。这样做的目的，按照《氾胜之书》的说法，是为了抵御干旱，并且利用那些零散的或不便于常规耕作的边际土地（文献五，4：7。1）。
《氾胜之书》中提到的采用区种的单位面积产量，高得令人难以置信。文中写道两个人采用区种法耕种十亩农田，所得粮食可供他们食用26年！但该书不同部分所载数字彼此存在分歧（文献五，4：7。1。8、4：7。1。9）。不过，近几个世纪乃至近几十年进行的区种试验，确实能获得非常高的产量。区种的缺陷在于它要耗费大量劳力，因为将土地分为小区后就无法使用畜力或机械了。265
氾胜之被公认为是《氾胜之书》这部公元前1世纪农书的作者，他可能的确设计了这种不需较多土地、也不需畜力，却需要大量劳力与精心照料的农作方法，来满足只有极小块农田的农民的需求。区种要求在小面积土地上进行大量劳作，包括整地、除草、灌溉等。不过，相当一部分工作可以由妇女与儿童完成。氾胜之的方法可以将农户全部潜在的劳力都利用起来，从而将贫苦农民的负担转变为了资产。《晋书》简略地提到，氾胜之曾一度被指派去教导三辅地区的百姓种植小麦。266可能正是由于实际的田野经验，导致氾胜之设计了这套农业技术，帮助缺地农民克服由社会不公导致的不利处境。
耕种方法与技术 水田耕作
代田法与区种法都是旱地农作技术。《氾胜之书》提到的十四种作物中只有稻是水田作物。他论述了水稻的种植技术，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控制水流进入稻田的方式，来保持稻田中水深与水温的均匀（小块农田最为理想，因为容易使水的深浅相当均匀）。将田埂上所开的进水口与出水口，直接面对面安排在水田的同一侧，这样水流经的路线很短，对水田内水温的影响很小，水温就能保持相对温暖。而如果田埂上的进水口与出水口安排在成对角的位置，这样水流经的路线较长，流动较多，就会降低温度。在气温过高或日照过长的时候，稻田必须要降低水温。通过运用这种简单却有效的设置，农民创造了最适宜水稻生长的环境（文献五，4：4。5，4：4。5。3）。
当时的水稻种植中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作法，即用水淹来除草，尤其以华南与长江流域最为盛行，这种做法可能源自非常原始的刀耕火种农业。267汉代文献在描述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时，总会提到“刀耕水耨”。268尽管对这个词有不同理解，但汉代注释家应劭（主要活动于2世纪晚期）的解释可能最为准确。按照应劭的看法，采用“火耕水耨”首先要焚烧农田表面的杂草，然后放水进入田中并播下稻种。这样杂草与稻会一并生长，等到水稻秧苗长到七八寸高时，再割掉杂草，然后放更多的水进入稻田以淹没草根，使其迅速窒息而死。于是割下的杂草与草根都成为了肥料，可以滋养稻田（文献五，10及注63）。
与应劭同时代的郑玄（公元127年－200年）也注意到用水除草的办法。他在注释《周礼》时指出应在仲夏割草，因为夏天的阵雨可以掩盖住农田，防止草的再生。在秋天水干后，还要割一次草，为来年种稻做好准备269（文献五，11，注65、66）。与此相关的是，经过这样准备的稻田要休耕一年，或者至少是要从仲夏休耕到来年春天。270与《氾胜之书》中论述的复种乃至套种不同，应劭与郑玄所论述的稻作是在大面积农田上进行的，不是劳动集约型。之所以存在这种农业发展不同途径，解释之一是即便晚至2世纪，长江以南地区仍然人口稀少，可耕地相对较多。这个假说可以通过3/4个世纪后南方的情形获得佐证。公元前278年，为晋朝征服了南方的将军杜预在其上奏中说到，“刀耕水耨”当时在南方已经不再实行，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了大面积的荒地，而且人口也不再稀少（文献五，12）。
这种相当原始的水稻栽培方式可能只是在南方才采用。黄河流域与汉代畿辅地区的水稻栽培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中国北方很早就有水稻种植，新时期时代的遗址中已经发现过稻谷的痕迹，甚至是谷粒。在经书的记载中，今山东、山西、陕西及河南各省当时都产水稻。在汉代，涉及今河北、陕西、河南与山西的北方各郡都建有水库，为水稻的种植提供了条件。271由于耕地的连续使用及北方生长期较短，迫使农民必须更为经济地使用土地并发展更好的农业技术。措施之一就是育秧移栽，先在秧田内培育秧苗，再将之移植到稻田中，这种做法中国现在仍在使用。其长处是明显的：当其他作物还在农田内尚未成熟时，水稻的种子已经开始在秧田内发芽了。在代田法与区种法中，作物都要按设计好的方式排列。但在水稻栽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