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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土》的作者提醒人们注意，意想中的好收成可能会因三种情况而被毁掉。（1）种植没有行列，使禾苗过于拥挤而互相妨碍生长。（2）甽做得大而用于播种的亩做得小，造成农田的浪费。（3）放任杂草掠取土壤肥力。作者接着建议农作物应一排排的平行种植，每排之间间隔一尺。高田旱地庄稼应种于垄沟，从而可以受到两侧垄脊的保护避免风吹，也能更好地吸收沟底的水分。低田湿地庄稼应种于垄台，以防止水分过多。除了因地制宜外，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和充足的生长空间对农作物也是有益的。本篇还指出好的收成取决于植株的合理密度。如果超过三棵禾苗长成一簇时，必需“长其兄而去其弟”，将那些弱小的连根拔掉，以给强壮的留下更多的空间和养分。
绪论 绪论（2）
当然，很难断言战国时期这套先进的农耕制度是否已经在各地得到了采用。尽管如此，撰写这些文章的学者必定是从现实的农业生产中抽象出了他们的理论。
所有这些关于农业技术的著述，表明战国农业正在朝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直到今天，中国农民仍然继续在发展与改良这一技术。精耕细作农业的采用，即便在战国农业那种相当初步的水平上，也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与此同时，《孟子》和《荀子》等古代文献都假定每个农户的标准土地拥有量是一百亩（4。765英亩）。每个这样的农户被认为包括有年迈的父母，一对夫妇和四个小孩，即一家八口。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的家庭要种植全部自用的蔬菜，自己饲养家禽、家畜以获得肉食，纺织家庭所需的丝绸（以及或许更为重要的麻布）。在孟子提倡的井田制理想中，他设想了一个由八个农户组成的农业共同体，每个农户可以从君主那里获得百亩农田和另外五亩用于居住、种植桑树以及饲养家畜的土地。作为徭役，这八个农户必须集体替君主耕种其保留的百亩份地。这种土地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孟子财富平均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土地来自恩赐，劳役则是一种回报的形式。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里明显暗示了一种在规模不超过主干家庭的小农户内部进行的小规模农作形式。这种情况显然有别于西周典籍《诗经》中描述的农奴。农奴虽然与自己的家人一起居住，但他的生活用品，包括衣服甚至食物，都要从贵族那里领取，他们在贵族管家的监督下，成百上千的在贵族的土地上结队耕作，生产的粮食全部要收入贵族的粮仓。假如这是西周的实情，周代的封君可能仍然在扮演军事殖民者与征服者的角色，他把当地的居民作为奴隶使用，掠夺当地的粮食作为自己的收入，当然其中一部分必须上交至他自己领主的粮仓。到战国时期，封国已被领土国家所取代。当封建社会瓦解，封建贵族再也无法占有采邑和农奴时，自耕农就出现了。自耕农的出现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铁器的使用使原本不适合耕种的土地获得了开垦，以及旧封建贵族在国内外权力斗争中的逐渐衰落。国君成为他所有臣民的唯一主人，不管他们是官吏还是农民。
战国时期的自耕农虽然摆脱了封建贵族的控制，但没有脱离国家的控制。在孟子宣传他的井田制理想时，他似乎认为国家理所当然拥有合法的权威，有权力改变私有土地的大小并且把它们划分成均等的地块。利用战国国君的权力，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强制手段来实现。孟子曾经向滕国的国君兜售过他的理想，如果滕文公采纳这一建议，他很可能真能实现它，因为战国国君的确占有部分他能够直接处置的土地。《孟子》还提到一些农家学者，许行及其弟子，曾经来到孟子所在的滕国，“愿受一廛而为氓”，请求国君赐予他们土地并接受他们为臣民。
近年来，有学者们推断，战国国君的确对部分土地有完全的处置权，这些土地被称为“公田”。据增渊龙夫分析，族长率领其族人建立设防的城邦国家后，会将城外的某个地区作为他独占的自留地。虽然城市附近的大片未垦荒地应该属于城邦集体所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城邦内的整个统治集团），但族长为自己指定的地区最初可能也不是绝对“独占”的。例如，《孟子》中记载了一段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其中孟子提到周的开国之君周文王的苑囿“与民同之”，“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而齐宣王的苑囿却是完全封闭的。这种区别表明，随着权力的增长，君主逐渐加强了对公共土地的垄断。古代文献中提到了很多“苑囿”的名称，其中一些占地非常广阔。例如楚国的云梦泽覆盖了长江中游的整个湖区。这些所谓的苑囿可能不仅包括了专门保留下来的狩猎场，而且包括了所有因不利地形而没有开垦的荒地，如山地、森林、沼泽、低地。使用石、木或者蚌制农具来开垦这些荒地无疑十分困难，但当使用铁器变得比较经济时，砍伐巨木以清除森林，或者开挖沟渠来排干沼泽中的积水，就变得切实可行了。到孟子的时代，像许行及其门人这样的农民往往带着自己的农具周游天下。另外，据编年史《汲冢书》残篇记载，与孟子同时代的梁惠王曾经将他在逢忌泽的土地赐给了臣民。
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个梁惠王曾经表达过他对“寡人之民不加多”的担心。把这些零星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起，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当时存在大量的未垦荒地，同时劳动力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反对战争的思想家墨子的言论证实了这一推测，他指出当时的大国，即万乘之国“广衍数于万，不胜而辟。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士民者，所不足也”。不过，《战国策》中有与这些相矛盾的记载。据说在魏国，“庐田庑舍，曾无所芻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友于试图对这一矛盾作出解释，他说战国时期各国的人口，特别是包括魏国在内的东方六国的人口，相对于已经开垦的土地而言是太多了，然而对于广大的未垦地区而言，仍然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如果人们在被允许迁徙至能获得新土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之前，不得不生活在人口稠密地区，那么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最大限度地利用他所能处置的小块土地。结果就是精耕细作。因此，战国时期中国农业至少在发达地区已经开始向精耕细作发展。这是制度约束和技术限制的自然后果，也是人多地少压力的结果。
随着促使农耕精细化的压力的增长，传统的土地休耕变得不再可能，人们转而通过种植豆类作物以恢复土壤肥力。结果大豆成为最普遍的粮食之一。如果《氾胜之书》的内容也反映了战国的情况，应该有40％的耕地种植的都是豆类作物。
轮作制开始取代原来的休耕制。《吕氏春秋》提到在“五耕五耨”、“深耕”后，可以指望“今兹美禾，来兹美麦”。通过各种农作物的轮作，即便土地不进行休耕，其肥力也不会耗尽。
在战国时期，与农业技术变革齐头并进的是社会经济的变革。一些国家以这样或那样方式进行的变法运动，同样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当然是商君，即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通过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建，他使人们从封建体制中解脱了出来，建立了一个由强大的领土国家君主所控制的社会。官府对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承认，实际上反映了自由的个体小农在当时的重要性。
秦国农民在服兵役时也是战士，按照军功授予的爵位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使其处于介于真正的贵族与旧时从属于封建领主的农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