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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理上来说，铁路乃国民经济之命脉，民间修建和管理的确有不妥之处。盛部长经营铁路建设多年，其想法不能说不对，只是做法也未免心急了点。他在宣布政策不到半个月，便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巨额借款修路合同。更不明智的是，盛宣怀明知此政策势必引起反对，却在上谕中宣称“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盛宣怀的决定，对当时民情汹汹而政府威信丧失殆尽的情况完全考虑不足。
果然，消息传出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千人集会，要求朝廷收回上谕，并声称“如有外人强事修筑，则立即集全力抵抗，酿成巨祸亦在所不顾”（和如今招引外资投资内地的热情度对比，国人观念在百年间已是判若两人）。不过，在湖南巡抚杨文鼎和湖广总督瑞澂或软或硬的手段下，加上保路会内部的分化，两湖的保路运动也渐趋消沉。广东的保路会虽然得以开展活动，但也未掀起大的波澜。
但此时的四川却风云突变，掀起了更为猛烈的保路风潮。1911年5月16日，川省铁路公司紧急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决定向四川总督王人文请愿。王总督见群情汹涌，只得答应代为上奏，请求暂缓接收。不料奏章上去后，反遭到朝廷的斥责，说川路公司“亏倒巨款，殃民误国”，连王人文也被申饬。
当时的川省铁路董事会实际上是由四川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等人控制，他们请愿速开国会的要求被朝廷拒绝，而这次对于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更是极为的愤慨。按当时邮传部的办法，湖南湖北的路股照本发还，广东路股发六成，其余四成给无利股票，四川路股则只退还现存的七百余万两。
对此办法，川路股东拒不同意。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谘议局议员和各界代表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将股本照数发还。对此，盛宣怀声称政府不能把从全国老百姓聚集到国库的钱，用于补偿民办铁路公司由于自己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如果要将已用之款和亏损之数照数发还，就必须要以川省财产为抵押再借外债，双方无法达成妥协。话说回来，盛宣怀拒绝由政府支付川路公司原先亏空的部分股资，虽说有一定道理。但是，政治决策不能斤斤计较于经济利益，而更应该着眼于政治上的大局。可惜的是，盛宣怀的表现更象一个商人。就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盛宣怀和端方失去了耐心，8月中旬，他们派人强行接受了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工程。
消息传开后，川民怒不可遏。在保路同志会的组织下，成都开始出现听课、罢市，百业停闭，交易全无。为了保证斗争的合法性，街头出现一道奇景，市民、商人和绅士们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供以香火，旁边则用大字写着光绪皇帝曾经颁布的上谕“川路仍归商办”，大家走上街头，群情汹涌。很快，成都的罢课罢市之风传到了四川各地后，发展成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捣毁巡警局的事件，局势已在一步步走向失控。
清廷得知后极为震怒，将川督王人文罢免，调素有“屠夫”之名的赵尔丰即刻入川。但是，面对朝廷“严厉弹压、毋任嚣张”的朝旨和先帝亡灵的木牌，赵尔丰也是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在一片茫然失措中，四川局势并无丝毫的好转，而此时的朝廷也已经对此失去耐心，督办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被命带兵前往四川。
严令之下，赵尔丰则于9月7日在成都设法诱拘了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物蒲殿俊、罗伦、张澜等十余人，查封了保路同志会和川路公司及相关的报刊，以试图平息事态。不久，赵尔丰令贴出告示，命令“即速开市，守分营生，如若聚众入署，格杀勿论”。
不料“格杀勿论”的恐吓居然没有生效，当天便有上千人手捧光绪皇帝的灵牌，将总督衙门团团围住，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当时的总督衙门已成风口浪尖，激越的呼喊声和人群的阵阵涌动，令荷枪实弹的总督卫队都为之紧张得发抖冒汗。
此时的赵尔丰正在后堂，他也是焦虑万分，但又束手无策。在掂量了许久之后，赵尔丰断然下令：开枪！一时间，督署门口枪声大作，请愿人群一片惊慌和尖叫，顿时陷入混乱和血泊之中。随后，赵尔丰又令马队出击，彻底驱散人群，当时被践踏者无计其数。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在这个血案里，共有五十多名无辜百姓被枪杀或者践踏而死，其中年纪最大的73岁，最小的只有15岁。事后，这些死难者被诬为“乱党”，却发给恤银——这些人等于是白死的。
血案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裁取木板上百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等字，包上油纸后分投江中，用这种极具创造力的方式将消息传遍四川，人称“水电报”。
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闻讯后纷纷展开行动，成都附近的同志军（以哥老会为主）甚至次日即进攻成都。七、八天后，各地逼近成都的起义军达一、二十万之众，将成都围了个水泄不通。赵尔丰既要防内又要攻外，顾此失彼，狼狈不堪，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只得急切通电求援。
面对四川的危局，清廷对赵尔丰也失去了信心，随后便决定饬派鄂、湘等６省援军赴川。同时，清廷还催令端方迅速起程西上，并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但是，其它的官员对控制四川危局和清廷也同样失去了信心。后来被责令入川的端方和岑春煊都延宕不前，不愿去蹚四川这趟浑水。赵尔丰无奈之下，将蒲殿俊等人全部释放，但也不足以挽回败局。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等人夺取荣县宣布独立；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正式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大幕。10月26日，清廷将“误国首恶”盛宣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11月28日，被清廷委任为署理四川总督的端方在入川途中被杀。12月22日，成都血案的制造者赵尔丰被成都军政府正法。
王朝的末期，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就像熊市里利好也会被当成利空来炒作。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本无大错，却由此引发保路运动，进而导致清王朝的覆灭，这大概也是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
二、武昌楼上风云起
1911年9月14日，武昌楚望楼10号来了一批年轻人，这便是当时武汉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主要成员。由于当时四川保路运动已经是风起云涌，革命形势大有席卷全国之势，这两派人在接触了几次后，便决定召开联席会议，进行积极合作。
共进会是当时同盟会分化而来的外围组织。当时由于同盟会东京总部闹不团结，而孙中山、黄兴等人则以南洋为基础，专事西南起义又屡不得手。对此，一些长江中游数省的同盟会员湖北刘公、湖南焦达峰、江西邓文翚等人便认为，同盟会不重视在长江流域的起义，因而倡议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这便是1907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共进会制定红底十八星军旗，自称为同盟会的“行动队”，准备在长江中游伺机起事。
1908年冬，共进会员孙武和焦达峰等人先后返回国内，并于次年在武汉和长沙分别设立共进会湖北分会和湖南分会，他们积极发动会党，组织革命力量。与此同时，江西共进会也在原有的反清小团体易知社的基础上，由邓文翚的主持下秘密发展。在1909至1910年间，孙武等人发现会党纪律散漫，不受控制，依靠他们举事难以成功，于是便将联络的重点转向了新军。
事实上，在当时的新军中已经有个类似的革命团体，这便是文学社。文学社其实和文学根本不搭界，它是由同盟会员在新军士兵中发展出来的一个革命组织，原名群治学社，后来改为振武学社，由于活动被发现，最后改名为文学社，以掩人耳目。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为骨干力量，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3000多人，比共进会还有多一倍。这两个组织发展的力量已经占到了湖北新军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条件非常有利。
由于四川的局势并无好转的迹象，清廷令端方督率鄂军迅速入川，而部分湖北新军也准备调防汉阳、汉口和市外他县。在此情况下，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昌胭脂巷再度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推举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在10月6日（也就是农历中秋节）那天发动起义。
会议过后，“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在当地不胫而走，当地一份小报甚至公然宣称革命党要在中秋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