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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遗憾的是，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按立宪缓行派所设想的那样发展，反而走向了他们所担忧的一面。在立宪思潮和革命思潮日益强大的情况下，立宪缓行派日益被边缘化，大都成为舆论上和社会上的孤立者。他们的观点，至今都有人斥之为顽固保守乃至反动，这又是何等的悲哀。（本节观点主要取自于萧功秦：《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论争及其现代启示》）
二、革命思潮风云激荡
钱穆在《清代政治浅析》中说，“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
元朝和清朝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其原因就是钱穆先生所称的部族政权。用革命派的说法，就是异族统治。事实上，从清朝建立伊始，汉人的反抗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即使起义被镇压下去，“反清复明”思想在民间也是大有市场。洪秀全在发起太平军起义的时候，就直指清朝统治者为“清妖”，特别是指斥满人“玷污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这两句话，就足以激起数亿汉人的万丈怒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末推行新政和立宪，往往会在部族问题上遇到麻烦，因为汉人从心底是不愿意接受一个万世不易的满人皇帝的，如果换成了汉人皇帝，其阻力可能会小很多。
在清末危机日益加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国内出现了很多不满的声音和试图推翻清廷的势力，特别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更是把很多人赶到了革命派的一边。清末新政时期，清廷鼓励留学海外，很多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不但未能效忠朝廷，反接受革命思想变成反对力量，这大概也是清廷所始料未及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清末的革命派也同样接过了清初“反清复明”义士和洪秀全等人的旗帜。这也很好理解，反满排满的口号总是更容易得到汉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共鸣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派是不希望清廷推行的新政和立宪取得实效的，因为这和他们的宗旨不相符合。因此，对于清廷实行新政和立宪，他们不仅是怀疑其动机，更是抱有某种恶意。正如年轻的反清志士陈天华说的，清廷“见从前守旧的惹出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饰人的耳目”（巧合的是，戊戌政变的漏网之鱼梁启超同志也曾对清末新政讥讽为“伪维新”和“伪改革”）。
对于清廷的立宪，革命党人更是抱有一种普遍的怀疑，如宋教仁所抨击的，“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立宪者，绝非现政府之所得成者也”。1905年，企图用炸弹暗杀出洋五大臣吴樾也愤愤的说：“满人即能立宪，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汉人之故伎，甚至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至于章太炎大师那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更是成为一时的流行语。革命派对清廷的敌视和彻底的不信任，这大概也是清廷权威下降的一个例证罢。
革命党人最惯用、也是最有号召力的武器莫过于排满主义。排满主义充满激情，又有历史的例证，这种感性的宣传最能起到效果。毕竟，大多数下层民众当时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即使认识几个字，对于那些艰深的民族主义论著和革命纲领也一时难以理解。因此，要想让他们拥护“排满”革命，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激起汉人的民族感情，煽动汉人与满人的民族仇恨，这种宣传手段虽然简单粗暴，但却能在大多数的汉人中间大行其道。颇具讽刺的是，在社会动荡时期，理性的诉求一般都不敌感性的宣泄。所以，任凭梁启超等大才子舌绽莲花，大谈特谈“政治改良之学说”，也绝对敌不过陈天华和邹容那几本充满激情的“排满”小册子。
这一点，正如历史学家杨宽所说：“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
由此，“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发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
用唐德刚的话来说，只要主题摸对了，革命便成功了一半。就好比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党只要把所有的罪恶全推到了满人的头上，这就减少了汉人的阻力，缩小了打击面，以至于大家都认为只要“鞑虏”一驱除，自然就万事大吉，革命成功。但正因为如此，后来的革命也就到此为止。
这就象倒影一样，思想的高度决定了行动的远度。
当时排满主义的宣传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是不承认满人建立的王朝，宣扬中国“亡国论”、满人“殖民论”。他们认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是异族所得的中国；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而满人不是中国人。由此，满族入关之时，中国便已亡国，现在要做的恢复汉人国家，将满人驱逐出中国的领土。孙中山也曾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在他的眼里，在中国似乎只有实行汉人主政，才能算是中国，而满人是异种异族，入主中原就是异族王朝，是殖民政权。在这种荒唐的逻辑之下，所以章太炎宣布要召开“支那亡国周年纪念会”，而邹容则在《革命军》中声称“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看来，满人当年拿着刀逼迫汉人留大辫子，不但给汉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也使得爱新觉罗皇族的后代要到两百多年后还账了。
排满主义的第二个要点是鼓吹满汉不同种，满人是异族。比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就专门列出一章，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满人则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的支脉。为了抵制清朝的君主年号，很多革命党人主张“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后来革命鼓动家陈天华在他写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两本小册子里，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黄帝乃是汉人的“始祖公公”，而完全摈弃了清朝的皇帝年号。
排满主义的第三个要点是大力揭发清朝的暴政和民族压迫，如孙中山指责满人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特别是揭发满人屠杀暴行的《扬州十日记》等禁书在日本的大量印刷，其传播更有利于激发汉人的怒火。在民族危机不断深化的时候，革命党人跟随把责任全推到清朝统治者身上，指责他们为了异族政权而不惜出卖国人利益，祸国殃民，听起来倒也蛮象回事。
这里要稍微提一下几位知名的革命宣传家，一是邹容，一是陈天华，另外一个是章太炎。邹容是四川巴县人，出身于富商家庭。1902年他自费前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后来因为参与强行剪除南洋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陈独秀和国民党元老张继都参与了此事）而被驱逐回国，后来避居上海爱国学社。
1903年的时候，邹容写下了热情澎湃的小册子《革命军》（约两万多字）。后来，这本小册子经章太炎润色并作序后，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邹容特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这本小册子里，邹容大力宣扬清朝乃是满人的异族政权，要用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