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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那惹祸的老太后，她做梦也没想到，洋人竟然没有提她最担心的归政要求。老太后惹下这么大麻烦，最后居然寸土未失（不过让全国人民各赔一两银子了事），这在大清国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外交“奇迹”。《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才陆续撤军。既然江山不改，归政免谈，老太后便决定返回京师。据说慈禧太后在宫中藏了三千万两银子，八国联军没有拿走，老太后回来后看见银子安然无恙，顿时喜笑颜开，逃难之事，也已忘到了九霄云外。
不过话说回来，庚子年杀害外国公使确实过分，而后来修建的克林德碑也成为北京的一道风景，各国记者来后总要前来瞻仰一番，合影留念。可惜好景不长，一战后德国战败，克林德碑被砸碎，人们另树一碑，大书“公理战胜”四字（只可惜当时的国际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公理战胜”，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惨败，岂不是很说明问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庚子年的往事虽然早已是昨日云烟，但非理性的影子依旧飘忽于这片大地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我们重提旧事，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文明和理性，才是民族进步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实质和希望所在。
从变法到庚子乱政，世事难料真荒唐。由此，慈禧太后重新接过了前几年被她打倒的“新政”大旗，开始了晚清的最后十年。
第二章、迟到的清末新政
一、国难当头家难当，老太后也来搞新政
1901年，也就是中国农历的辛丑年。这一年，如果按照西历的话，应该是二十世纪的头一年，听起来颇有万事待兴、朝气蓬勃之气象。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年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就在前一年的夏天，由于八国联军占领了紫禁城，慈禧太后也只好带着光绪皇帝狼狈的逃到了古都西安。当二十世纪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慈禧太后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气。此刻的她，正在焦急的等待着北京谈判的结果。好在老臣李鸿章在洋人们中间斡旋，虽然最终赔了不少银子，但总算把这些外国兵给打发走了。慈禧太后闻讯后，叹了口气，虽然有些伤感，但也算是心定了点——终于可以回銮了。
老太后逃出北京后，天下大乱，人心汹涌，几乎国将不国。这大清国也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不过，再难慈禧太后也得继续当下去，她也不想这大清的宗庙社稷最后败落在自己手里，日后无脸去见列祖列宗。于是乎，为了平息因义和团错误政策而带来的民愤（当然也不乏讨好洋大人们之意），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谕旨，出人意料的打出一张“新政”牌。
这道变法的上谕是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的，谕旨中大谈变法经，什么“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又是“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随后，谕旨又批评了洋务运动，“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舍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谕旨中明确表态，说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最后，朝廷下发任务，“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举所见”，并要求以两个月为期限，“详悉条议以闻”。
众所周知的是，慈禧在三年前还亲手扼杀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这时为何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如此开通了呢？慈禧太后想到这一点也颇为尴尬，虽然她事实上是接过了维新派的变法旗帜，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便借光绪皇帝的口在谕旨中与康梁等人撇开关系：“康逆（有为）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皇太后何尝不想更新，朕何尝概行除旧？……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如此一来，慈禧太后一下就把她在戊戌年干的那些破事给推了个一干二净，还倒打维新派一耙，“变法自变法，康有为谋逆自谋逆，”这次新政没他们什么事。
慈禧太后也很清楚，杀了几个维新派倒不是什么大事，关键还是义和团的事闹得太大了，闹得几乎让大清帝国彻底玩完。要不是她老人家还有点威信，这大清哪还不早东南互保、西北独立，支离破碎了？如今此一时彼一时，老太后仓皇出奔到西安，惶惶然如同丧家之犬，若再用老一套的手腕的话是吃不开了。
好在慈禧太后是个聪明人，虽然她当年已经是个六十六岁的老妇了，但当时脑筋还过得去，不像后来的几年每况愈下。为了挽回民心，慈禧太后带领她的流亡政府不断的下罪己诏、保荐人才诏，最后干脆在内外压力下宣布变法，以示开明。
可惜的是，慈禧太后毕竟是妇道人家，文化水平也不高（据说她常写错别字），正如评论家所言，“她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最高领导者。”好在当时做统治者未必就要什么“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慈禧太后有驾驭群臣、稳固统治的权术就够了，而这又几乎是她与生俱来的能力。慈禧太后执掌大权近半个世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老佛爷可不是白叫的。
老佛爷的缺点当然也很多；嗜权如命、心胸狭窄、心狠手辣、生活奢侈；等等。这些还都是小问题，最关键的是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被革职的维新派大臣王照语），看问题只看到“利害切身”（晚清大臣陈夔龙语），既缺乏远见和魄力，也不具备近代意识。倘若慈禧太后执政的嘉庆道光时期，做个守成之君倒也问题不大。但慈禧太后的运气也不好，正好赶上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转弯处，即使她努力掌舵，也只能不让大清帝国这艘破船免于沉没，你要让她领导清廷走出困境；使国家走向复兴和强大，这未免有点苛求了。
但话说回来，你要说慈禧太后一味守旧顽固，一味的和时代对抗，倒也不尽然。历史人物往往是多面性的，我们的理解也不能完全的年谱化。就说变法这事，你说慈禧太后完全反对，也不是历史事实。从各种情况来看，她最恼恨的似乎是“康梁新党”和不听话的光绪皇帝，对于变法维新倒也不是一概的排斥。因庚子之役护驾有功而一度成为慈禧太后宠臣的岑春煊在《乐斋随笔》中也曾透露说，“朝廷自经庚子之变；知内忧外患；相迫日急。非仅涂饰耳目；所能支此危局。故于西狩途中；太后首以雪耻自强为询。辛丑回銮以后；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
在两度被洋人们赶出紫禁城后，此时的慈禧太后恐怕是真心真意的想要“雪耻自强”，而且是“其心甚切”。小县令吴永（曾国藩的孙女婿）曾接待过西逃途中慈禧太后，他也曾听老太后说：“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吴永、刘治襄：《庚子西狩丛谈》）
慈禧太后的确没处述说，因为她在民间的信誉糟透了。人们怎么会相信，一个镇压变法运动的刽子手，怎么没过两年自己也来搞变法？在老百姓的眼里，慈禧太后此举似乎更像是一种政治秀，他们有理由感到怀疑，甚至感到滑稽和别扭了。
对于慈禧太后提出的“新政”，国人大都持观望态度。毕竟，三年前戊戌政变的阴影并未消散，这时慈禧太后提出的到底是真变法还是假维新，地方官员们不得不仔细揣测其用意了，不然，万一马屁拍到马脚上，头上乌纱帽不保，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在一片猜疑的气氛中，地方督抚大员们在上谕规定的两个月内居然无一字回奏。这个结果，让慈禧太后颇为的始料未及——她本以为自己的华丽转身会赢得满堂的喝彩呢。无奈之下，清廷再次发出通知，催促那些地方督抚大员们赶紧“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
为了表明朝廷的决心和诚意，在发出第二个通知之后，清廷便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其职能便是未来新政的领导机构，倒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改革与发展委员会。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