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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求前进的道路上，中国领导人首先可以转向中国的历史来寻找灵感的源泉。这种丰富的历史能够为“探索前进的道路”、“从实践中获得真理”的道路提供思想营养，从而以务实的、探索性的和非意识形态性的方式制定政策来解决具体问题。
传统的中国政府坚定地鼓励市场，但不允许商业、金融利益集团和投机业控制政治和社会。不仅在直接的增长问题上，而且在广泛的社会稳定和凝聚力问题上，传统的中国政府都介入到市场失败的地方中来。在专制帝国统治的大厦背后是普遍的道德规范，而这种道德规范的基础是所有社会阶层为了维持社会团结、达到社会和政治稳定以及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而克尽职守的必要性。
当这些功能有效运转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和谐”、繁荣的经济和稳定的社会。当它们运转不佳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动乱”、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混乱。
六、结论：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将使中国产生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并最终导致社会解体，中国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当这个道德体系运转良好的时候，政府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的非意识形态行为就完善了这一哲学基础。
在最近数十年里，欧洲一直在探索它自己走向“第三条道路”的方法，然而，欧洲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并有着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今天的中国正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它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美国，大部分的人口都是贫穷的农民或不熟练的农民工，而且中国正处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发展阶段。“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只是人口的一小部分。由于国际资本在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生产系统，并且占国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现代部门日益被国际资本控制，从而经济日益具有依附性。作为参与国际经济的代价，中国面临着把金融体制全面自由化的强大压力。中国的领导人正在这个独特的富有挑战的环境中努力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
中国不可能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主要趋势之外，它不可能掉过头来回到毛主义时代。体制的生存必然要求中国把市场当作发展进程的仆人，而不是当作它的主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能够阻止“中国的金融危机”吗？它能够解决中国快速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吗？它能解决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吗？它能使中国的大公司在“全球运动场”上进行竞争吗？它能使中国解决巨大的国际关系挑战吗？它能解决中国的环境危机吗？它能为中国建设一个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提供道德基础吗？不管是在生态、社会还是在国际关系上，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都没有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提供任何希望。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
如果中国能够使全球市场经济之“蛇”和中国古代以及近代历史的“刺猬”联姻，那么它就会提供一条走向稳定、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的前进道路。如果它的这种努力失败了，那么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就可能坍塌。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全球政治经济而言都将是灾难性的。至少，中国可能会被指责进行长期、严厉的社会控制，来抑制高速发展的汹涌张力。如果中国希望今天的制度生存下去，那么它也就必须自信地利用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其他国家的最优秀传统，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来重建社会凝聚力的伦理基础。
要是中国选择“政府逃亡”的道路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那么它就可能产生无法控制的紧张局势和社会解体。国际金融公司竞争在中国的全面自由化和国际金融流动的全面自由化是最危险的领域，这种社会解体可能就发生在那里。金融系统的长须伸进到其他社会的部门。在这些社会部门中，金融系统的危机可能会点燃“可燃物”中的火苗。只有当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中国政府今天能够象在过去最繁荣的时期那样，根本上改进它的效率水平并消除蔓延的腐败的时候，增强政府的作用并使政府更有效解决国家面临的正在加大的社会经济挑战，这一“选择”才能取得成功。
政府的改进，而不是政府的逃亡，是中国体制改革唯一明智的目标。这是中国体制生存“没有选择的选择”。
由于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
（原载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