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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50年里，中国已经建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农村保健体系，而且总体的保健成就非常显著，人均寿命达到70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3‰。1976年以前，在人民公社发展的高峰期，大约85％的村庄建立了合作意料体系，尽管常常是基本的医疗体系。当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集体制度解体时，分担风险的财政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大约90％的人口没有被风险分担福利体系所覆盖。
1999年，政府的预算只提供了全部医疗费用的11％，而59％的费用来自非预算支付。这些变化导致了这样一种医疗体系，它提供了极其不平等的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在总体医疗质量方面，中国在191个国家中位列第61位，但根据财政资助的公平性，则名列第188位。
（2）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党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深入地缠结在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邓小平不断地警告中国存在陷入动乱的危险。江泽民也要求党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
在最近的几年里，因腐败而被审判（包括在某些案件中被执行死刑）的党员级别已经上升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多高级干部。大量腐败案件开始暴光的原因在于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了腐败所产生的威胁，并正在努力对其采取措施。
5，国际关系
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在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平衡。美国一批有权势的利益集团相信与中国的严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基辛格警告说：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鹰派把中国视为“一个道德上存在缺陷、不可避免的对手”。然而，美国关于怎样最好地“与中国对抗”的看法的最终轮廓并不清楚。
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已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美国消费者从中国爆炸性的低价出口商品中获得好处。美国公司和股东从中国吸收大量美国投资和进入中国低成本供应链的机会中获得益匪浅。美国初级产品生产商受益于对中国的出口。美国政府从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债券中获得好处，这最终有助于支撑美国个人消费的增长。正如美国在苏联、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带来的“制度瓦解”那样，中国的制度瓦解对中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但也会对美国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正是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和大量的美国公民，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维持国家“和平崛起”的努力，更不要说世界其他国家了。
6，金融机构
在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只后，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清理金融机构。清理揭露了中国主要银行公司治理状况的令人震惊的证据。在WTO协定的条款下，中国金融公司将会面临逐步加剧的国际竞争。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金融公司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并购时期，产生了超级金融服务公司。这些金融公司迅速地在拉美和东欧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中国本土的大金融公司不能实现自我各个，那么全球巨人很可能占据中国金融部门的最高位置。
中国面临着广泛的挑战，这些挑战威胁着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由于中国面对的挑战的数量和强度很大，因此在某个时候，“大火”极有可能会爆发，这场“大火”极有可能会与金融体系有关。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处于一场重大的金融危机的边缘。中国采用了大胆和有效的政策，从而幸存了下来。如果中国要面对的是一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定期袭击发展中国家的全面金融危机，那么就很难维持整个体制的稳定。政治不稳定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是长期存在的。
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抵达一个十字路口。它将会走向何方？
二、走向“原始资本主义积累”？
许多人相信，除了遵循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逻辑，中国别无选择。他们认为，中国将会变成一种“规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由于国有部门的产出已经只占国家产出的一半以下，中国已经在这条路上遥遥领先。他们认为，积累过程的残酷本性要求一个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
一些拥护中国“原始资本主义积累”路径的人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上的教训中寻找到了慰藉。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只有在早期资本主义积累的残酷阶段完成只后，才建立民主制度。明治时代的日本以及最新的台湾和韩国，这些例子都被用来支持中国经历长期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的必然性。在所有例子中，一开始都存在过严厉的政治统治阶段，同时快速地以不变的实际工资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到城市的工厂中。一旦农村剩余劳动的供应枯竭，不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开始增加。正是在此时，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开始形成。
假如世界其他国家有充分的需求和就业弹性来吸收那些消化这个巨大的中国农村工人只海所必需的制造业出口，那么，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能需要数十年才会枯竭。如果政治权威主义的主要原理是“刘易斯式”资本积累过程的存在，那么中国所面临的前景将是长期处于这样一种体制只下。问题是，就中国在与全球经济加速一体化中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前景来说，这种体制在这么长的时期内是否会维持稳定。要是这种体制确实会幸存下来，那么它就可能构成一种长期和压迫性的晚近工业化模式。
三、走向“民主与自由市场”？
许多人相信，中国持续和成功发展的根本条件是政府地位的急剧下降。他们只所以支持中国加入WTO，主要原因是要实现这个目的。许多有影响的国际学者和决策者相信，中国共产党应该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最近籍年，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顾问已经开始推动在中国实现“政权更迭”。
直接的现实是颠覆中国共产党将会使这个国家陷入社会和政治混乱。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各个计划的核心是这样一种信念：需要阻止中国政治经济的瓦解和国家陷入“大动乱”，因为这会“剥夺中国人的所有希望”。尽管外国直接投资价值5000亿美元，但是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瓦解也是有可能的。
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对中国来说，“负发展”将导致巨大的苦难。不管是苏联、南斯拉夫和阿根廷，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制度的垮台，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任务是从那些经验中学习并避免这样的结果。
在那些希望中国“政权更迭”的人中，广泛存在的观点认为中国可以“走上美国之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前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应该而且会走上这条“自然”的发展之路。通过无数的渠道，强烈的外部压力已经施加到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上，以促进这种看法：美国是中国值得追求的未来政治经济体制。随着美国控制的全球性大众媒体按照WTO的协议而被允许渗透到中国大陆上，这样一些观点将会更有影响。
四、退回到毛主义？
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试图快速地消除社会不平等。这完全是想通过把人的生产力量从物质奖励中解救出来，从而改变人们的工作动机，克服经典的“雇主—代理人”问题。“为人民服务”是毛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毛主席想建立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人道的社会，这个社会为所有人提供实现自己人性潜力的机会。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率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正常的年代，人民群众享有高度的生活保障，人均寿命从1949年前的36岁增加到1981年的71岁。西方学者称赞这些成就，认为它们证明了在人均收入达到高水平之前，再分配政策能够使低收入国家满足高水平的“基本需要”。
然而，中国试图完全压制市场力量，把国家与世界经济和社会相隔离，彻底地限制不平等的方面，消除物质刺激和激进地限制文化自由，中国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且也为狂热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毛主义的发展道路是许多中国人不希望返回的道路。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它需要在追求极端的个人“消极”自由和极端的集体“积极”自由之间找到一条路线。
五、利用过去服务现在？
在寻求前进的道路上，中国领导人首先可以转向中国的历史来寻找灵感的源泉。这种丰富的历史能够为“探索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