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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这个损失并未就此结束。
接着再说“神秘西人”瓦尔敦案。左尔格撤回后，莫斯科派瓦尔敦来到上海。瓦尔敦通过陆海防重建了苏军在华情报网，并以陆海防作为他的核心助理，负责与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各地情报员联络。1935年4月，陆海防被捕，随即叛变指认瓦尔敦。5月初，瓦尔敦在上海被沈醉带军统特务逮捕。
被捕后，瓦尔敦一言不发，问他任何问题都不回答。这样，不但他的地址查不出来，连他的国籍、姓名都不知道。当时的媒体因此给这位一言不发的特工起了个名字——“神秘怪西人”。在法庭上，当着指认他的陆海防，瓦尔敦用英语怒斥：“叛徒！”接下来就再也不发一言。
华尔顿入狱后，苏军情报部门全力营救，中共地下党也通过鲁迅及其日本友人协助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方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达成协议，蒋经国由苏返华，华尔顿也于1937年12月经新疆返苏。被关押期间，红军总参四局授予他旅级政委军衔。
这两个与左尔格关系重大的案件，当事人都是在证据非常充分的情况下，绝不开口供认，而得到苏共和中共或公开或秘密营救的典型案例。左尔格作为长期从事地下特工的重要情报人员，他肯定知道，必须严守组织纪律，绝不开口供诉，才能得到组织上竭尽全力的营救，而且不排除象营救瓦尔敦那样，以日方人员进行交换的可能。左尔格也肯定知道，只要开口供诉，就等于自绝组织营救的后路。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左尔格开口供认自己是苏军总参谋部四局派遣的谍报人员时，他就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1941年10月10日，左尔格小组核心成员之一的画家宫城被捕。宪兵对其严刑拷打，宫城跳楼自杀，被树枝挡住骨折重伤。宪兵仍不放过，继续用刑，宫城熬不过去，供出核心成员尾崎秀实、电报员克劳森和克劳森。10月15日，尾崎被捕。10月18日，克劳森和左尔格被捕。
宫城和尾崎都不知道左尔格的真实身份是苏军总参四局情报员，只知道左尔格是为共产国际工作。接着克劳森的妻子安娜被捕。安娜是个白俄，与克劳森结婚后被苏军情报部门审查过，因此她知道左尔格和他丈夫克劳森是为苏军工作。安娜供出了真相，克劳森接着供出了真相。
左尔格被捕后，一口咬定自己是为德国大使奥特将军工作，并再三要求见奥特将军。这时，德国大使奥特也正在为左尔格事件而奔走。奥特绝不相信左尔格是苏联特工，为了把左尔格“捞”出来，一直找到新任首相东条英机那里。东条只好硬着头皮指示法相允许奥特去探望左尔格。但是，完全独立的日本司法系统并不屈服于政治方面的压力。他们认为，必须先让左尔格招供，才能允许他与奥特会见。
据审讯左尔格的吉川检察长回忆，在宫城、尾崎、克劳森、安娜纷纷供诉的情况下，吉川把他们的供词给左尔格看，终于取得突破。左尔格承认了自己是苏军总参情报局的特工人员。
一旦开口，左尔格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后来，当奥特被允许与左尔格会面时，在简短的几句对话之后，左尔格最后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了。”奥特听到此话，身体不由地一震。
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左尔格在开口供述之时，就知道组织营救已不可能，自己是必死无疑了。
所以我们说，以期望得到组织援救来解释左尔格招供的原因，完全说不通。因为这么做的结果，恰恰是堵死了组织营救的可能。
那么，左尔格是不是因为熬不过鬼子的酷刑而开口招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