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91年，国※安※※印发了一本名为《左尔格在日本》的内部刊物，作者方文是左尔格30年代初期在中国建立谍报小组时吸收的中共地下党员，是左尔格上海谍报小组的核心成员。方文此书从特工角度全面总结了左尔格在日本工作的经验教训。
方文在研究了左尔格的全部供词之后说，左尔格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不但承认自己是苏联红军总参四局派出的谍报人员，而且写了5万多字的供述材料，全面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其内容涉及到在德共的工作，在莫斯科时期先到共产国际总部、后到红军总参情报局的工作情况，被派到上海工作以及在日本工作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泄露了红军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和红军情报工作的基本战略战术。
左尔格为什么会招供，而且泄露了红军情报部门的绝密情报？
方文分析说：左尔格“是希望像他曾参加救援被中国蒋介石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夫妇那样，在国际知名人士呼吁下得以获释”。由于他有求生的幻想，“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法庭斗争的气概就消失了。对敌人的审讯不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而采取了‘积极配合’的态度。那就是有问必答。他的长篇自供状几乎把他一生的情况，从家庭到德共，到国际，到红军情报部，到中国，到日本都谈到了。”
这个分析明显说不通。
我们知道，苏共也好、中共也好，对于地下党员和特工人员，有着严格的纪律，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被捕后绝不能暴露身份，哪怕铁证如山，也不能承认，这样才能同时以公开和秘密手段实施营救行动。如果身份暴露，就只能以秘密手段实施营救。如果泄露党的秘密，视为叛党，就不可能进行营救。如果出卖同志，就是叛徒，必须镇压。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暴露身份，绝不开口供述组织秘密，是党组织进行营救的前提。一旦开口供述，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可能立即完全消失。
左尔格清楚这一点吗？
肯定清楚。
左尔格肯定清楚的有两个典型案例。一是牛兰夫妇案，二是“神秘西人”瓦尔敦案。与左尔格案相同的是，在这三个案件中，当事人都是“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先说牛兰夫妇案。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络员。职位虽然不高，接触的机密却非常多，最为重要的是保存着远东各国支部给共产国际的大量文件，以及共产国际给远东各国支部发放经费的明细账目。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便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
警务处密探寻查监视后发现两处可疑地点，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和南京路49号30室，前一处是牛兰夫妇的住处之一，后一处则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办事机构。英国巡捕马上将牛兰夫妇逮捕。在搜查牛兰夫妇掌握着的几处房子时，搜得有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册，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帐册，上海各银行的存折， 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远东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如此之多，以至于《申报》登了两个月的秘密文件。但是，在如山铁证面前，牛兰夫妇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坚持自己的公开身份——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于是，共产国际利用工会组织开展营救。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私下透露：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就在这时，顾顺章被捕后供出了牛兰。顾顺章的供词说：“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接着，向忠发也间接供出了米兰夫妇：“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
这样，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当局引渡。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牛兰一家从上海前往南京，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但是，牛兰夫妇并没有因此开口说话，依然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就是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其他一概不说。
这样，共产国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开营救。从1931年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性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国际知名人士如高尔基、罗曼·罗兰、宋庆龄、鲁迅等也加入救援发宣言、提抗议。
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南京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
这样，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决定动用红军情报部门的远东情报组织左尔格小组，查明牛兰夫妇的关押地，为公开营救行动提供确凿证据。应该指出的是，使用战略情报组织，营救被捕人员，说明共产国际下了巨大的决心。因为这样做，显然冒着该战略情报组织暴露的风险。当时，左尔格上海小组通过长期努力，刚刚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一个战略情报网路，一旦暴露，损失无法估计。
即便如此，红军情报部也好，左尔格本人也好，都没有任何犹豫。左尔格决定，由方文负责查找牛兰夫妇的下落。方文接受任务后，通过他的情报员联系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冲。左尔格接着指示方文，设法通过张冲，拿到牛兰的亲笔纸条，证明他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确凿证据，共产国际才能进一步开展营救行动。
方文又与张冲联系，两天后得到答复：“手迹可以送出，代价是二万美金。”二万美金，这在当时是笔巨款。左尔格拿不出来，中共方面也拿不出来。当时，共产国际每个月通过牛兰给中共的经费也就这个数目，以至于方文都反对送给张冲如此巨款。但是左尔格坚持同意，并立即向莫斯科总部报告，要求火速送来二万美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经费。
莫斯科总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并告知两名押送钱款的同志已经上路。红军总参情报部派遣哈尔滨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这笔巨款。这时，在哈尔滨的另外一名苏军情报人员、德国共党员奥托·布劳恩要求一同前往上海。这个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进入中央苏区，被捧为“太上皇”的李德。
二万美金一到，左尔格就交待方文：“告诉张冲，先交货，后付款”。很快，一张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俄文。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速付对方。”有了这张纸条，国际营救组织了更为声势浩大的行动。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公开审理牛兰夫妇案。狱内牛兰夫妇绝食抗议，狱外各方面大张旗鼓声援营救。1932年8月19日，国民党当局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
至此，牛兰夫妇生命得以保全，营救行动告一段落。然而，左尔格小组却因此而暴露了。二万美金的交易，后来被证明是张冲的阴谋，种种迹象表明，特务已经开始跟踪，寻找他们的踪迹，左尔格小组因此被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为安全起见，1932年底苏军情报部将左尔格、方文和其他主要人员撤回莫斯科，只留下了一名叫陆海防的外围情报员。
事实证明，为了营救牛兰夫妇，苏军在华情报机构遭受了重大损失。间接地，中国红军也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情报来源（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很长的篇幅）。而且，这个损失并未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