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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
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造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
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现在我虽
作这种论调，仍是个人见解，不足代表美国时下的趋向。以这种见解看中国，更要胸襟
开阔才能容纳。所以我一方面坚信美国立国精神有伟大的正义感，只待将两者之间的差
别解释明白，很多谈会即会冰释。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表文章，尤其要强调道德非万能。
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interpretation
history人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容我渐次论及。
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
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
活的折磨和效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
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
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
过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也目击社孝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
自己没有卷入内战，实系侥幸。乃团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人陆军参谋大学。以后
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当
口很多左倾名流，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在我则为田伯伯。他曾告诉我年轻时无数
吃苦奋斗的经过。他的长子田海男，在我则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师服
务，也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候，也同在驻印军工作。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
所争的不是党派问题，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事载1944年6月
12日重庆《大公报》人也真料不到，他抗战一结束，即自动加入人民解放军，对装甲兵
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又去过朝鲜前线。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居办报的廖沫
按兄，则为日后三家村硕果仅存的元老。在武汉时代范长江见则是无党无派，任《大公
报》记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时从军，部队被打散。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交迫，
跳水自杀，被救后改名长江。曾几何时，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以后在
文革期间，在确山身故。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
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点雷同。
况且二次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践作小工。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
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
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是初步。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
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
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
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
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准后三五百
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
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例如郑贵妃是否掩袖工谗，她到底是否国家妖孽，和今人的
关系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这些地方做文章，可见他们道德的观念过于窄狭，技术无
法开展。我的书也已给欧美学生作教本，那些教师，当然不会在考试时要求学生在试卷
上说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并非郑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们从大历
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
艇夹肉面包”（submarine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
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
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
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253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
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如我们今日读英人魏黎
所作《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TheOpiumWarThrouzhtheChineseEve）可见1840
年，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而我自己所作的K1619年的辽东战役》也有小历史的
情节。例如刘挺，中国方面的资料说他战死；满洲档案说他被俘后处死；朝鲜方面的资
料则说他点燃火药自爆身死。文载联邦德国《远东杂志》（OrientExtremus）。从大
历史的观点看，则方从哲、杨镐当年丧师折将，有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多方的原因，
和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情形极相似。是以痛责符善、蓄奖及道光帝，于事无补，即
咒骂光绪帝、李鸿章、丁汝昌也只能与咒骂郑贵妃和福王常询相同，都仍不出长隧道内
的观感。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后
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曾和英
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Needham）作文阐述。现在我仍在做个别方面的研
究工作。其主要重点，则系历史上有长期性的重要发展，牵涉很多事物的时候，很难是
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所能概括。必有其背面、侧面，即我们自己还没有看清楚的因素，此
是后话。现在即从明朝末年，贯穿有清268年到民国初年，也可以从潜水艇夹肉面包的
基点看到：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
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superstructure）与下层机构
（infrastructure）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
是当然趋势。因为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
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
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
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
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
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纪所有的人物，毫无贤愚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
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要不是有这
些积极的因素，中国1980年间也仍会和1910年间一样，不可能生存至今。我这样解释历
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远隔的师长同学，以及在内战期间
丧生的亡友灵前，才都讲得过去。
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见事
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
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