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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看成胶柱鼓瑟，不合乎时代的潮流。
海瑞的再度出山以及一如既往的言行，对当时的南京地区来说，有如一块巨石投进
了一地死水。对他的批评和赞扬同时出现。不久，就有一位巡按南直隶的监察御史上流
参劾右都御史海瑞。下级监察官参劾上级监察官，虽不能说背于法制，毕竟是有逾常情。
即此一端，就不难窥见反对者的愤慨。这位御史的奏疏一开始就对海瑞作了全盘否定：
“莅官无一善状，推务诈诞，矜已夸人，一言一论无不为士论所笑。”接着就采用莫须
有的老办法，说海瑞以圣人自诩，奚落孔孟，蔑视天子。最后又用海瑞自己的话来说明
他既骄且伪，说他被召复官，居然丝毫不作礼貌上的辞让，反而强调说他还要变卖产业，
才能置备朝服官带。这位御史负有视察官学的职责，他在奏流中说，如果学校中任何生
员敢于按照海瑞的方式为人处事，他将立即停发此人的禀膳并加责打。
这种接近人身攻击的批评，立刻遭到无数青年学生和下级官僚的激烈反对。拥护者
和反对者互相争辩，几乎一发而不可收拾。万历皇帝于是亲自作出结论：“海瑞屡经荐
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联躬，词多迁怒，联已优容。’
主管人事的吏部，对这一场争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说海瑞节操可风，只是近日关于
剥皮食草的主张过于偏执，“不协于公论”，所以不宜让他出任要职，但可以继续保留
都御史的职位。皇帝的未批同意吏部的建议：“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
励颓风，未为无补，会令本官照旧供职。”
这些文件由给事中宜署抄录公布，就等于政府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本身矛盾。为什么
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
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再要在阴阳之间找出一个
折衷之点而为公众所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海瑞虽然被挽留供职，然而这些公开发表的文件却把他所能发挥的全部影响一扫而
光。一位堂堂的台谏之臣被皇帝称为“还愁”，只是由于圣度包容而未被去职，那他纵
有真知卓见，他说的话哪里还能算数？由失望而终于绝望，都御史海瑞提出了7次辞呈，
但每次都为御批所请不难。这一使各方面感到为难的纠结最终在上天的安排下得到解脱。
接近1587年年底亦即万历十五年丁亥的岁暮，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
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
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第六章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戚继光——孤独的将领（1）
一代名将戚继光在阳历1588年1月17日离开了人间，按照阴历计算，为万历十五年
十二月十二日。如果这消息已为皇帝所获悉，则多半是出于东厂中秘密警察的劳绩，因
为政府的正式档案中并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三个月以前，戚继光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一位监察御史上疏建议起用这位
已被罢免的将领。这一建议使皇帝深感不悦，建议者被罚俸三月，以示薄惩。戚继光是
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其被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原因全在于他和张居正
的关系过于密切。
但是通观本朝武将的经历，其不幸似乎又不仅止于戚继光一人。甚至可以说，戚继
光的谢世纵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然而他在生前所受到的重视，仍然大大超过了其
他将领。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献，和戚继光一样，具有再造本朝军事力量的宏图，
但却屡被参劾并受到申斥，难酬壮志。另外几位高级将领，卢锋先被拘禁，后遭斥革；
汤克宽被拘释放，命令他戴罪立功，最终在塞外为国捐躯。戚继光部下的将领胡守仁、
王如龙、朱任、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惟一的例外则是与他同时的刘显，
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这并不是朝廷对他特别垂青，而是他负有征剿四川“士
蛮”的重任，这一战争旷日持久，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取代他的指挥权。刘显去世以
后，他的儿子刘组被誉为跨灶之儿，继之而成为万历一朝的名将，但也迭经革调，1619
年和努尔哈赤作战，在仓碎进兵的情况下力战而死。
这些令人同情的遭际，在本朝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探本溯源，还必须从本朝文
官和武将之间的关系说起。
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
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
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
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
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
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当加以压抑而不
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
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但是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
他们需要具备难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
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
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在一般
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
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人在刀剑夫石之中立下的
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
功而已。
在维持军队给养的问题上，同样表现了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让军人自己组织
和管理后方勤务，根本不能考虑；即使是在文官管辖之下，把仓库的地点按照战略需要
来作适当的配置，也被看作有悖于平衡施政的原则。这种风气还使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
到正常的社会地位。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
乡，就等于增加J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
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军官退伍以后所引起的问题
更为严重。在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
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事情适得其反，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
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
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
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
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
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总不前，
玩敌养寇。兵士抄掠百姓，该管的长官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事情的背景却常常是军切
积欠过久。军切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
代人受过。
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