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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挺坚强的。被捕过几次，受过酷刑，但从来没有出卖过兄弟。去见见勒富吧，他刚用装病的办法从监狱出来。你可以用我们的名义找他去。”
我谢了他们，勒富这种人正是我要找的。
这个勒富住在一个孤零零的小村庄里，周围全是漫无边际的沙漠。为了到那儿去，我搭上一辆一周才发车一次的大巴，奇慢无比，又热极。我不断反胃，这是在以色列时落下的毛病，一紧张就犯。
就算到了目的地，没有警察的允许私自也接近不了勒富。他四周有不少暗探，从他们满脸的狐疑和对病人漠不关心的样子就看得出来。幸亏有上一拨接头人的指引，我以护士身份拜访了当地的一个医生。他很是慷慨，让我和他年迈的女佣同住——准确说，是允许我在女佣房间里铺上一张旧席子睡觉。我十分感谢。接连一个星期，医生给我派些日常护理工作，这里那里的跑。等全村人都认识我之后，他终于带我去了我想去的地方。
勒富躺在屋里面，房间冷冰冰的倒是很像医院的病房。在他身侧有两个持枪的男人，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监视。他说话语无伦次，时而一动不动时而手舞足蹈，两眼也直愣愣地。如果不是有那么一两秒钟我捕捉到他眼里闪现的目光，炯炯而智慧，仿佛一直看进我灵魂深处，这里躺着的俨然就是一个疯子。我不由得笑了。他也笑了，两眼一直盯着我。随即他又回复到疯狂状态。医生马马虎虎地检查了一遍，心不在焉地问了几句话，然后向旁边的人要几样东西，目的是把碍手碍脚的人支到房间外面去。
终于只剩下我们了。急切地，勒富投来探究的目光。我压低声音，告诉他：“我想要找神经坚强的人，为我传递消息。不算复杂，就是能够让我信赖的警报员。”
他摇摇头，示意我靠近点。都快脸贴脸了，他目光熠熠地看着我，说：“下周四到这个地方去，注意瘸着走。我相信你。你心地善良，这我能感觉得出来。你会给我们带来好运的。真主保佑你。”
我向他告辞，心中充满尊敬之情。这种尊敬并非因为他那些充满东方式睿智的话语——它们就像过甜的糕点，令我不太舒服；尊敬是因为他所经受的磨练还有他的勇气，这勇气使他能够继续日复一日永无止境地战斗下去。
勒富成了我的盟友，表现得勇敢而且智慧。四年后我获悉他的死讯。他生活的小村只有两百居民，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却超过六百。在这些人当中，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被警察抓了进去，一百四十三人在监狱里关了两个多月。这些数字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不过专政机器确实开动了。我会时时记起他，勒富。
第二个星期四，我来到勒富指定的地点。这是一个中等城市里的贫民区，由于定居点政策才得以诞生的。我知道有人会来接自己，所以下了车就径直往前走，并按约好的那样，一瘸一拐。我做出很熟悉这地方的样子，目不斜视，好像对去哪儿心里有数。负责等我的人很快会认出我来，如果因为我表现失常而给他们添麻烦就没必要了。说实话，我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总是担心被人出卖。
一个女人，或者我该确切地说是一团运动中的黑乎乎的大东西飘到我身边，说话腔调犹如圣母似的：“孩子，脚崴成这样还站在这儿！跟我来，到诊所来，我们会照看你的。来吧孩子，跟我来！”
我跟上她。
一走进诊所，嘟嘟囔囔的医生就开始帮我做检查，他找到子虚乌有的扭伤，帮我“治疗”。旁边有五个女人在向他絮叨本地的家长里短，声音大得刺耳。这里里外外吸引了不少凑热闹的人。见没有尾巴跟着我，也没人在意角落里来了个陌生人，医生于是趁乱把我带进里面的小院。我们拐进另一栋楼里，一直爬到顶， 然后开始从这个屋顶跳到那个屋顶，横跨了整个小区。对我，这回只是个开始，以后时不时会用到这种交通方式。直到现在，站在巴黎人满为患的街道上，我还情不自禁地想爬到屋顶上去。
医生示意我进一个楼梯间，然后转身走了。等我反应过来，他连人影都快不见了。
我心里不太踏实。我先让被阳光晃得发花的眼睛适应了一会楼梯间的半明半暗，然后慢慢往下走。我把匕首拿出来握在手里，刀刃对着袖口，稍有异动就可出手。
无惊无险地下到一楼。走道里有几个四到六岁的孩子。他们看来腼腆却很执拗，拦在我前面，抓着裙摆不放手。我推开他们，态度和善但也很坚决，我告诉他们自己会呆在原地，但他们不可以靠近我。孩子们很惊奇的样子，大概是觉得我的要求古怪，看来他们已经习惯于毫无顾忌地纠缠大人。虽然不高兴，他们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提议，走开了。其中一个孩子跑上台阶，进了房间。等他再出来的时候，身后跟了一个老头，还有两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年长的那个人问我：“你找谁？”
“神经坚强的人。”
他做了个邀请的手势，说：“来吧。”
我们走进一个很旧的房子，几乎就是破败不堪。污浊的味道和厚厚的灰尘让人恶心。味道像是从房间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毯和靠垫上散发出来的，仿佛长时间没有抖过和晒过，在本地区这种情况可不多见。我强忍住厌恶，“舒舒服服”地在主人中间坐了下来。他们殷勤地递过一杯上好的薄荷茶，杯子颜色暗乎乎的让人生疑。
年长者继续刚才的问题：“坚强的神经，干什么用？”
“很简单，观察四周的氛围，一旦有什么变化就通知我。”
他们摇摇头，审视着我。我也在审视他们，只是没那么露骨。眼前的人看起来比最初那拨人显得坚强有力。但也更危险。慢慢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始聊。关于他们自己，关于家庭和责任，特别提到一些晦涩难懂的理论。接下来话就多了，他们说起穿越沙漠的目的，说到告密，迫害，入狱，审问和酷刑。他们把伤疤展示给我看，其中一个的背上伤痕遍布。他的同伴告诉我：“他嘛，比别人运气。”
这不是讽刺，而是真话。他有幸碰上了一个“好心的施刑人”，对方没有专拣一个地方下手直打到受刑人皮开肉绽深可见骨，而让受刑处分散在整个背部。这样伤痕虽多，但都在表皮，痛楚少了许多。
我懂这些。可当我看到和我说话的年纪稍轻者背上那三道纵横交叉的醒目伤口时，整个人还是楞住了。我坐在那里一阵恍惚，犹如置身恶梦。这种感觉是奇特的，因为所受过的训练本该让我对此无动于衷才是。可恰恰相反，我心里充满了悲悯，因为我深知在这些伤痕背后隐藏了怎样的痛苦，而同样的痛苦很可能再次降临到他们身上。是多愁善感，还是有所预感？直到今天，我还会想起他，他从镜子里看着我，而那三道伤口仿佛长在我的背上。
我一定是在表情上有所流露，因为在场的人都在摇头叹息，好像在呼应我内心所想。
“被捕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出来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人，没出卖战友。”
没有什么赞辞能够表彰他沉默的本领。这回轮到我以摇头来表态了。
我不敢用例行公事的方式询问他们的动机。不过我明白，如果不能向上级呈报这个环节，肯定是要挨骂的。我鼓起勇气，一边说一边考虑怎么把话说得委婉。还是选择了单刀直入：“现在不得不向你们提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愚蠢，也不合时宜。但我很想知道你们的答案。或者说，我想知道在重大情况下你们的第一选择。”
对后一个策略我颇为得意。这样一来就不单是一个答案明摆在那儿的问题了，而是看看在众多的动机之中，他们先挑选什么。
问题提了。他们没有生气，也没表现出什么不快，自顾自地考虑，想找出一个比较智慧的答案。自然还是那个年长的人代表他们回答：“意在融入民主进程的个体自由——由绝大多数同胞所定义的民主。”
这是我不能忘的一句话，他说的很慢，字斟句酌中仿佛蕴涵了某种乐趣，我听着却很刺耳。除了酸腐之气——用的词全是书面阿拉伯语，它对我来说还很含混。不多想的话也就过去了，可我身不由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