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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台湾知识分子不成才，卖身上床、粉墨登场而不以为耻，此真顾亭林所谓之“亡天下”也！顾亭林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政权的失落， “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国民党“亡国”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识分子以“亡天下”，我却要站出来打，打它个明白。今早写诗：“莫管先凋与后凋，欲与老树共比高，不畏老树造望眼，天下唯我是天骄。”“天下”有 “天骄”如此，其不“亡’也，必矣！
刘小姐已去美国，答案可看《北非谍影》（Casablanca）。不能全走，能走一个也好，不是吗？
信笔一写，狂疾不可止，老兄当然不笑我，善仪同窗也不准笑也！此颂
双安
敖之
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午
千元相映，两代情深
国强：
一九五五年你爸爸的老即我爸爸死的时候，你爸爸送了一千元，当时送千元巨金的有二人，即程烈与高惜冰。如今眼看四十年了，我本来想送点高额的赙金以尚往还，但转而一想，赙仪之制，本源自古人助丧家办后事，当年你爸爸送巨金给老师遗下的妇孺后人，老师家贫，那笔钱的确帮了大忙；如今你在国民党政权中独霸一方，且得“老贼”余荫，自无须“助生送死之礼”以壮丧色，所以我决定送一千元以成佳话。四十年来，一千元不知贬值了多少，但素非小气之人的李敖却只送一千元，目的正在彰显程烈先生四十年前的疏财报师之情，和国民党四十年来的币制贬值之酷。四十年玄黄乍变，最后以千元相映两代情深，国强其知我乎？
敖 之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答陈平景
一、陈平景致李敖
敖哥：
十八期千秋评论从书对殷师党籍问题的讨论中，几次提到我的信、我的看法，和登出一张“面目全非”的、制版极差劲的相片。我想我有必要就自己追踪此一历史问题的经过，略作说明，以免别人误会我在对殷师做“清算”。
当年《中国文化的展望》出书以后，殷师签名送了我一部，他说是表示对我常去文星替他催稿费的“汗马功劳”的酬谢。赠书时，他已准备了咖啡，但并不在他的小书室中，跟平常一样，小桌上摆上一只小碟子，上面放着不多不少的六片英国饼干，永不加糖，慢慢地喝。本来他只穿着衬衣，却不知为什么，突然打上领带，突然沉下脸，很严肃地说：“今天，我们上山喝咖啡去！”
山者，就是那座直径约十五公尺、高约四公尺、他自己造的假山。那座小假山，有水泥砌的桌椅，四面绿荫。他不大轻易邀客人攀登谈心。
就在这一次谈话中，他深情地、热泪盈眶地叙述他怀念的金岳霖教授，他说在序言中所写“教过我逻辑和知识论”的人，就是指的金先生，他说：“如果我自己能到外面去，自然我想送上这部书给金先生，如果我不能出去，你总有一天有机会出去的，你要记得，替我买一部送给他。”我立刻追问“他现在在哪里？”回答是非常清楚，令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组。”我答应一定把书送去，殷先生点头表示满意。这时才开始吃饼干。
七二年开始有人旅行大陆，七三年美国移民局解除对永久居住者赴大陆的禁令，四月中我到了香港，找到了何步正，步正陪我过海到九龙买到了这部书，第二天，这位老友和他的太太一边送我上深圳的火车，一边提醒我说话要小心，饮食要注意。……
我信在旅馆，要总机给我接哲学组，接通了，对方说，我们是哲学社会组，你找谁？十分钟后，我已雇好车，直驶干面胡同，社会科学院宿舍。
没有任何通知，没有陪同，我敲了金教授的门，带了一部书，没有任何礼物。也没有客套：
你是？
我是殷福生先生的学生姓陈，从美国来的。
哦！请坐。殷福生，他现在在哪里？
他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病故了。在台湾。
殷福生他病故了？（太突然，他一时接不下去）殷福生……他什么病啊？怎么死的？唉啊！怎么死的？……
他在六七年发现有胃癌，在台北开刀，癌细胞已扩散了，但恢复得很好，以为可以到哈佛去，没想到。……（我也一时很激动。）
接着，我说：“这里有他写的一部书，他生前要我设法给您送来的，叫《中国文化的展望》。”
七十八岁的老学者，他这时的眼力和听觉都已有了毛病，更大的毛病是心脏。他急忙翻开了书，想找目录，我却在一边说，“金先生，这序里有一段提到您的。”老学者很严肃地打断我的话，说：“这个不重要！”继续急切地翻阅目录，看了一刻钟，他放下了书，眼眶湿润，声音很慈祥地说：“殷福生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逃到台湾？当然，他和他哥哥搞不好，那是另一件事。他是湖北乡下人，我在清华教书，他写信给我，说他要学逻辑、学哲学，我想，一个青年人要学问总是好事啰，可是我也没办法让他就来北京，我就问一个人叫张东荪，说有一个青年想来学逻辑，有没有机会设法给他找个事，一方面又可以念书？张东荪看了殷福生的信，他说你叫他来好了。我就叫他来了。来了以后，张东荪并没给他找到事，反而成为我个人的负担，负担当然也没有什么关系啰，反正他生活很简单，一个月用不到几个钱。后来嘛，就到昆明西南联大去了。我这几天生病了，本来心脏就有毛病，不便多谈话。”
这时，我把心中一个重要的、自己解答不开的疑问提出来：“金先生，我只想提一个问题，殷先生是联大毕业的，又是清华研究所的人，怎么抗战胜利，你们都回北京来，唯独殷先生这个人到南京去？他以后在台湾又是这样怀念金先生和联大、清华一些老师，何以他当时不随着回清华？”
“抗战末期，一切都乱了。殷福生在那时参了军，到什么印度去。他真能打仗吗？苦闷啊！为什么苦闷呢？就是我们原来提他教书（在西南联大）的，可是冯先生那时是文学院院长，他说殷福生书是念得不错，可是这人就是不能教书，他反对，就是冯友兰反对。他研究所已经念完了，（注：殷师一直说他是念两年，没提论文，所以叫没念完。）叫他上哪儿去呢？这时候，他因为投稿认识一批重庆的人，殷福生佩服蒋介石，反对共产党，这在他的老师，在联大，很多人都知道的，后来有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叫陶希圣搞一个什么中央日报，把他给找去了，他根本后来就跟我们失去联系了，后来才知道他去了台湾。我对许多事，记忆不清楚，住在前院子里，楼下那个小院里，有一个殷福生过去很关心的老师，沈有鼎，阁下如果有时间，不妨找他谈谈，我想他会很乐意。”
“沈有鼎先生，他就住在这里？他，他还活着吗？”
这时金先生露出他唯一的笑容：“他还活得蛮好呢！他是我的学生，才六十多岁，身体很好！对了，殷福生没告诉你们这些我的学生的学生，沈先生是我清华的学生，到哈佛以后到德国，回清华成了同事，教过殷福生，感情很好，你去看他吧。”
我们握手而别，走到一间简陋的平房前，敲开了沈有鼎老教授的门。七三年的沈先生不大讲话，他从河南牧羊三年回来不久，余悸犹存。他早已不教书，也不必去研究所，当时使这批老学者“无所事事”。这不是一年、两年，从五七年以后，十数年如此。我陪沈先生上了几次馆子，总设法找些话题想谈到殷先生，可是，那时他却只向我要一部《中国文化展望》并分咐我去看冯先生，我打电话给何步正，四天就把书寄到，我亲送给他。七九、八三年我曾再看金先生、沈先生。（内容再写吧！）
至于我说殷师在南京大撤退时参加的那个国民党内小组织，我的资料来源是香港出版的蔡省三写的某一本书（中共释放的战犯，去不了台湾，留在香港写文章，书名我因某一理由，不引出来。）以及徐复观的文章。对这一组织的研究，尚待整理。
晓波来信，说你骂人很多，要我劝你，他以为我劝你或者许会听。我认为，应分为该骂不该骂。我应该指出的或许是骂得不对的一些事实，从而使你的“骂人”更具威力，才好。殷师生病时，你借债救人，义重如山，可是那时鼓应离开文化学院，失业在家，我常去他家，两人身邻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