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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幸次郎：《元典章中所见汉文史牍文体》；田中谦二：《元典章的蒙文直译体文本》。
① ＇412＇保尔·拉契内夫斯基：《元法典》，1 卷 （巴黎，1937 年版）；2 卷（巴黎，1972 年版）；3 卷（巴
黎，1977 年版）；4 卷 （巴黎，1985 年版）。
②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 年法典复原》 （普林斯顿，197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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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一些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元史》中没有专门的叙述。“达鲁花赤”
官在《元史》的《百官志》中就没有得到特别的注意；“斡脱”制度（穆斯
林商人协助蒙古贵族经商）在《食货志》中亦没有专门的叙述。这类蒙古和
内亚的特殊制度似乎超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通常记述之外，这样今天的历史
学家就必须广泛使用各种元代史料并将有关这些制度的零散叙述集中起来。
作为其他史料的一种，元人文集提供了有关蒙古政治制度和财政政策的重要
和详细的资料。170种元代和明初的文集的篇目索引，于1979年在中华人民
③
共和国出版。10部元代的地方志于1980年在台湾重印，可以用它们来了解
政府机构如何在特殊地区发挥作用。④
最后，用英文发表研究元代城市、军事、法律和财政制度成果最多的是
柯立夫教授培养的两代学生。其中有后来正式出版的由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
士学位论文，如H。F。舒尔曼的 《元代经济结构：〈元史〉卷93—94译注》
（1956年）；萧启庆的《元代的军事制度》（1978年）；陈恒昭的《蒙古统
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年法典复原》（1979年）；伊丽莎白·恩迪科特
…韦斯特的《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1989年）。还有
两篇柯立夫教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没有出版，伊森拜克·图干的《〈元史〉
岁赐门》，2卷（哈佛大学1973年博士学位论文）和刘元珠的《元史·选举
志一》 （哈佛大学1979年博士学位论文）。
柯立夫教授自己的60余篇论文，涉及广泛的课题，从纯粹的语言学到元
代文学、文化及历史各方面的研究。柯立夫1934—1985年发表的论著目录，
刊登在他的纪念文集中。*
③ 见陆峻岭：《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北京，中华书局部1979 年版）。
④ 《宋元地方志三十四种》，12 卷 （台北，国泰文化事业1980 年版）。
* 萧启庆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口头、书面意见和批评，修正了文中的不少错误，作者深表感谢。但是萧教
授未看到最后的译文，对文中任何错误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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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
元代社会史涉及的许多问题和史料以及现代研究成果，已见于本书其他
章作者的介绍。此处只介绍有关元代社会史的特殊问题及其相关史料和研究
成果。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与西方史学家的接触将中世纪欧洲和西亚的史
料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兴起了研究蒙古欧亚大帝国的新潮。以前在中国对此
很少注意，但是在民族主义增强的时代气氛下，中国人将蒙古征服视为对中
国历史有利的现象，并开始拓宽眼界，将草原社会视为现代中国的组成部分。
同时，同样的民族主义因素亦导致了他们仇恨作为外国征服者的蒙古人，有
时出于时代的谬误将13—14世纪协助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汉人斥为汉奸。简而
言之，以前对该时期的文化中心论开始被现代的民族主义观点所取代，导致
了对这一时代完全不同的评价，尤其是对它的社会史。元代社会史的现代研
究因此充满压力和矛盾。在复杂的局面下，很多中国的元史研究不仅陷入完
全僵硬的马克思主义*萧启庆教授对本文初稿的口头、书面意见和批评，修正
了文中的不少错误，作者深表感谢。但是萧教授未看到最后的译文，对文中
任何错误不负责任。说教，还必须在中国社会史与游牧草原社会两种不同的
说法中进行调和，亦要结合因考古发现和发掘传统史料而产生的大量新学术
资料。社会历史学家因此不得不经常评估和尽最大可能使用大量有意义的旧
资料和新资料。
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俄国和日本最重视对蒙古的研究，二者都
对蒙古及其相邻地区有扩张兴趣。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法国和德国以及更
新的英国和美国的蒙古研究，主要注重于语言学方面。他们亦将汉学的研究
题目集中在用汉文资料来研究蒙古文献上。典型的例子是在本书的“元史的
传统史料介绍”中附上了有关 《蒙古秘史》的讨论。对元代社会史的研究，
与元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还是主要依靠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尽管我
们的学术领域在尽力加宽，开拓性的蒙古学家和汉学家的基本技巧还是必须
掌握的。下面是一个基本的介绍。
蒙古研究当然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许多著名的蒙古学家并不是中国
学者，但是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蒙古史与中国史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将蒙古研
究与中国研究相结合的学者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傅礼初在他的文章《全史：
①
1500—1800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 中反复强调应该有一部
包括全亚洲的“全史”。如果不是他的突然早逝，傅礼初将在《剑桥中国史》
本卷和其他卷的章节中应用这一观点。编撰一部中国、蒙古和其他东亚与内
亚人的很接近全史的理想，本卷各章的作者完全接受。但是，这是一个难以
实现的理想。
这种困难的典型例子就在元代社会史研究领域中。伟大的苏联蒙古学家
符拉基米尔佐夫（1931年逝世）研究游牧封建主义的著作在他去世后的1934
①
年出版。该书由米歇尔·卡肖翻译成法文，书名为《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
②
建主义》； 此书还由政府主持翻译成日文（1941年）并从日文翻译成了中
① ＇111＇傅礼初：《全史：1500—1800 年近代化初期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流》。
① ＇524＇B。IA。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列宁格勒，1934 年版）。
② ＇525＇米歇尔·卡肖译： 《蒙古社会制度：游牧封建主义》（巴黎，194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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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文。 《蒙古社会制度史》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成吉思汗的一生》不断地
被学者引用，在本章中亦多次提到。在估价蒙古人对在他们统治下的其他社
会的社会管理观念的影响时，确实应该先了解蒙古社会的性质。符拉基米尔
佐夫试图用他的游牧封建主义的理论来解释蒙古历史，并用同样的理论来阐
述俄罗斯和西方历史，并不是没有招致批评，见劳伦斯·克拉德的书评《中
⑤
世纪的封建和鞑靼政体》。虽然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著作诱导中国、蒙古和其
他国家的学者试图理解蒙古社会的性质并带着这样的理解来分析元代的社会
条件，但是这种努力还没有达到雄辩和有用的高水平。社会史研究领域正在
向“全史”发展，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则芬的《元史新讲》是当代最大部头的中文元史专著，该书对元代社
⑥
会确实有一段很长的叙述。这部大部头著作对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
这些问题是从清代到当前的学术研究积累下来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从
本国传统来说，它确实已达到顶点，从很多方面讲是一部最有用的著作。不
过，就社会史而言，即使是这样一部部头很大的著作，也还是肤浅的。
中国的元代社会史研究还没有更多地注意政治史、制度史、文学史、艺
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注意力集中在元代社会结构上，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