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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域外蒙古史的了解
从汉文文献反映出，生活在元代的汉人学者了解一些蒙古口头传说，当
时还有数量颇多的蒙古文文献，这两点对两个史局都很有利。但是在明朝初
年，一般中国人对有关蒙古和元朝的事物采取极为冷淡的态度，汉人学者亦
① 见＇76＇柯立夫英译本 《蒙古秘史》，第1 卷（坎布里奇，1982 年版），导言，第17—25 页。有关《秘史》
的研究成果，见＇11＇托马斯·T。爱尔森：《12—14 世纪东亚的蒙古人：基本西文论著目录》，第7—10 页；
亦见＇710＇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前附姚从吾的导言（台北，1979 页版）。《秘史》最
新的英译本由罗依果发表在＇394＇ 《远东史论集》第4、5、10、13、16、18、21、23、26、30、31 期上（堪
培拉，1971—1985 年）。
① 姚从吾研究《秘史》的论文后又作为前揭札奇斯钦的汉译本的导言发表。札奇斯钦的前言（第21—24 页）
又增加了至1978 年前的研究该书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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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有意规避这些传说和文献。这是很不幸的。《元史》不应该仅仅是中国人作
为自己历史的忽必烈即位的1260年以后元朝在中国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
在忽必烈1272年采用元的国号并宣布王朝的建立之后），也是13和14世纪
全体蒙古民族历史的基本记录。
不同寻常的是，中国人还没有去寻求历史详情，就为以蒙古人武力建立
的帝国的大规模扩张而骄傲，并把帝国看成是中国的胜利（原因是它的外族
统治者已经被视为中国的正统皇帝），而不是把它看成蒙古人的世界性帝国
而中国人只是它的臣民。《元史》实际上根本没提中国和东亚之外的蒙古帝
国，使得中国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很严重的知识缺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没
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知识缺陷直到 19世纪后期才得以弥补。特别是外交官洪钧（1840
—1893年）在柏林和圣彼得堡停留时，发现了欧洲和西亚的史料和已有的研
究成果，他由此知道了有令人吃惊的新资料能够大大补充蒙古和中国的历
①
史。洪钧翻译的新资料，大多被柯绍忞 （1850—1933年）收入《新元史》
②
中，于1922年出版。 一般说来，中国学者知道了蒙古人是与中国历史中描
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大角色，或者换一种说法，蒙古人的历史
不等于中国的历史；中国学者甚至赞同必须等到能够把眼界拓宽到从世界范
围看20世纪时，蒙古史和蒙古文明才能作为合适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学者，
包括汉人和蒙古、满族及其他中亚学者，在过去的100年里为拓宽中国人的
眼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亦按照史学传统，在几个世纪中校订、增补或
者重修了《元史》。
明、清对《元史》的研究
《元史》中的错误需要改正，这在该书于1370年首次刊刻后就知道了。
解缙（1369—1415年）曾在洪武年间（1368—1398年）后期受皇帝之命修改
① ②
《元史》的错误，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随后在明代有一些对元史的研究
③
此外最重要的是《元史纪事本末》，27卷，1606年成书，陈邦瞻（1636年
去世）撰。该书真实地再述了元史，同一作者亦完成再述宋史的相同著作。
这部书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评价很高。
由于一些原因，清代与明代相反，是对元代研究兴趣高涨的时期。当时
产生了一系列补充和修订 《元史》的重要著作，但是没有重修《元史》。最
重要的著作有以下几种：④
② ＇277＇见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第109 页。
① 见＇508＇杜联喆撰写的洪钧传。洪钧将一些中世纪西亚的史料和欧洲当时有关西亚史料的研究成果翻译成
了汉文。
② ＇687＇柯绍忞： 《新元史》（天津，1922 年私人出版）。
① ＇665＇见《明史·解缙传》，卷147，第4120 页。
② ＇766＇李思纯：《元史学》（上海，1926 年版），第58—61 页，指出在明代有三部或四部有关元史的著
作。
③ ＇661＇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北京，1955 年版，1979 年再版）。
④ ＇766＇李思纯：《元史学》，该书虽然已是50 年前出版的老书，但还是为清代的元史研究成果提供了有用
的叙述，特别是在第6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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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1。邵远平 （始于1664年），《元史类编》，42卷，1693年成书。
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替代《元史》的尝试，按照郑樵（1102—1160年）
⑥
编撰的宋代制度史《通志》的体例排目。
2。钱大昕 （1728—1804年）。除了为《元史》补充了两个重要的表
以外，钱大昕在他漫长和光辉的学术生涯中对考据学研究贡献极大，据
说他还有意编写一部新的《元史》。有报告说19世纪的学者见到了新《元
史》的手稿，但那不过是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一些研究成果而已。钱的
各种论著中包括了大量有关元代的考据题目。应该特别注意钱大昕的《十
①
驾斋养新录》，20卷，以及他的《廿二史考异》，100卷，还有他的文
②
集《潜研堂文集》，70卷。钱大昕对元史研究的特殊贡献，在郑鹤声
与杜维运研究清代史学的论著中有专门论述（参看795页注①）。
③
3。汪辉祖（1731—1807年），《元史本证》，50卷。书名强调“本
证”，这是清代考据学家的一个高标准，集中为纠正错误、遗漏和讹写
的名字。
④
4。魏源 （1794—1856年），元史新编》，95卷，1853年成书。第
一部按照标准史书的模式完全重写的元史，使用了《秘史》和元代的多
种文献。
⑤
5。曾廉（生于1860年），《元书》，102卷，上述魏源书的重作，
对今天来说用处不大，但是为晚清考据学的元史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
资料。
⑥
6。洪钧 （1840—1893年），《元史译文证补》，30卷。
7。屠寄 （1856—1921年）， 蒙兀儿史记》。这是一部著名的晚期
传统史著。19世纪90年代作者任官于满洲，始对中国北疆的地理感兴
趣，用20年时间研究蒙古民族的历史，把他的著作称为“蒙古人的历史
记录”。他选择的这个书名会使人误解该书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历史，而
不是中国历史中的元朝史。他受了洪钧介绍的新资料的影响。在许多方
面，尤其是在史料引用的广泛和准确方面，《蒙兀儿史记》超过了所有
明、清时期有关元史的著作，包括柯绍忞的《新元史》（1919—1930年）。
①这是一部今天对学者还有很高参考价值的著作。②
⑤ ＇663＇邵远平： 《元史类编》，1699 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