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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附原文的汉文—女真文辞典的最新研究是 D。A。凯恩的 《四夷馆的女真译
④
语》。 它所反映的语言可能比带原文辞典的语言处于更晚的阶段。
在这个简短的书目介绍中，显然不能评价金史研究领域的所有成果。至
少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选择的这些论著是很重要的。但是，它恰又显示了金
史的研究还是在许多不同国家的学者个人和零散的努力，很少有广泛合作的
努力。如果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忽视日本学术成果的很多明显事例，反
之亦然。在这两个国家中，甚至在学术带头人中，都普遍存在忽视西方学者
研究成果的现象。结果是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因为可资利用的资
料多多少少有相同之处。无论如何，一个金代研究的宽泛书目还是迫切需要
的，因为它有助于各国该领域研究学者间的相互沟通。
② ＇805＇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北京1980 年版）。这部著作是＇806＇金启孮的《女真文
字典》 （北京，1984 年版）基础之作。
③ ＇240＇D。卡拉等：《书写在纸上的女真文字的首次发现》。
④ ＇237＇D。A。凯恩：《四夷馆的女真译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5 年博士学位论文）。D。凯恩后来出版了
修改的增补本《四夷馆的女真译语》（布卢明顿，198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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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的传统史料 ①
《元史》
《元史》是现代历史学家研究元代的基本史料，210卷，编撰于1369—
1370年。该书在1370年成书后不久便刻板付印，此后不断再版和重印。现
②
在标准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的15册的点校本； 虽然有各种影印
③
本，但这个版本还是最有用的。百衲本 《二十四史》影印了1370年刻本，
编者在影印时曾描修不清楚和丢失的字，反而造成了不少错误。④
这部包括47卷本纪、8卷表、58卷志和97卷列传的大部头史书，成书
比其他正史快得多，并由于成书仓促、纰漏过多而经常受到批评。虽然它确
①
实有许多错误，但是在现代学者看来，作为中国标准正史的这些缺陷已被它
的其他价值所抵消。该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将未经删改和加工的资料仓促抄入
正文，极少反映出史家的分析和评判。它确实不像过于精心编纂的《明史》
那样内部条理清楚和叙事简捷，后者的编修过程延续了90年。正因为《元史》
没有经过如此精心地提炼，它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而许多史料在
其他地方早已见不到了。
此外，参加编撰《元史》的学者，都曾在元代生活，并有不少人是元廷
的官员，所以他们对元代有直接的了解。在明朝的新都南京曾为修《元史》
两次设立史局，以宋濂（1310—1381年）和王祎 （1322—1372年）为总裁，
16人组成的史局1369年工作了188天，14人组成的史局 （还有一个负责抄
写的书记）1370年工作了143天。把这样一部书编完，不过用了331天，确
实令人惊异。在将它上奏朝廷之前，是否有任何编修者将它通读过一遍，颇
值得怀疑。
两个史局的第一个，在1369年将《元史》修撰至1333年，即顺帝妥欢
贴睦尔（1333—1368年在位，1370年死于漠南）即位时为止。编修者利用了
“十三朝实录”，“十三朝”指的是从成吉思汗到宁宗懿璘质班（1332年春
季即位后仅53天即去世）的所有大汗和后继的皇帝。十三朝实录和其他档案
资料在1368年9月明军进入元都大都（今北京）时有可能被毁，赖于几个服
①
务于明廷的汉人文士的果敢行动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档案全部被运到南京
并在其后的一年里为修《元史》的史局所用。正如参加修史的官员在《上元
史表》中所述，他们不得不以1333年为终点，因为缺乏最后一朝的真实记录，
① 牟复礼撰。
② ＇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 年版），210 卷。
③ 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
④ 见1976 年版前附出版说明。
① ＇670＇见赵翼（1727—1814 年）：《廿二史札记》所引例证，杜维运编《廿二史札记及补编》（台北，1975
年版），卷29，第642—678 页。＇674＇亦见钱大昕 （1728—1804 年）：《十驾斋养新录》（上海，1935 年
版，1957 年再版），卷9，第195—225 页。
① ＇159＇见富路特、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纽约和伦敦，1976 年版）载陈学霖撰“危素传”，第1465
页。本书导言注释中所引柯立夫文亦讨论了1368 年北京的元代档案的保护问题。（译者注：柯立夫文导言
未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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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已成书的部分共有159卷。 ②
但是这样一部没有完成的史书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所以在其后的 1370
年又设立了第二个史局，编修至1368年的部分。当然，没有建立史馆去修撰
妥欢贴睦尔朝的实录，后继的王朝是不会这样做的。虽然如此，还是找到了
许多资料，传记增加了，书的其他部分也得到了补充，共计修出了53个新卷。
第一个史局的159卷加上第二个史局的53个新卷，全书应该是212卷，而不
是后来成书时的210卷。卷数的不符已得到了这样的解释：一些新传可能已
经与第一次的159卷中的其他传合并了。
对十三朝实录的情况已经不可能知道得更多，因为它们早已散佚，过去
亦没有研究史学史的历史学家对它们进行过考证。不管怎么说，它们不是保
③
存在宫廷中的按照中国史家传统真实记录宫廷活动的起居注。它们应该是在
元代具有历史观点的汉人学者的推动下产生出来的。
1260年，前金朝官员 （1234年金灭亡前）并在50年代加入忽必烈幕府
的文官王鹗建议忽必烈设立史局，纂修以前各帝的实录，指出若不乘时记录，
恐怕久而遗亡。根据这个建议，在1262年正式下令，命王鹗集廷臣商榷史事
并收集先朝的文字记录和口头传说，尽管蒙古统治者曾完全禁止汉人臣民接
触他们的历史记录和口头传说。①
②
结果是不久后即完成了《（皇元）圣武亲征录》。曾有该书出自王鹗之
手的说法，但是现在一般不再接受这种说法。此书比随后写成的《秘史》资
③
料广泛，记事也准确得多，尤其是在记述政治事件方面。 《元史》太祖至宪
宗的本纪（卷1—3，来自实录）与本书用语的一致，说明这部书在编撰成吉
思汗 （庙号太祖）、窝阔台汗（太宗）、贵由汗（定宗）和蒙哥汗（宪宗）
实录时是作为基本史料使用的。这些在忽必烈之前的本纪，用中国记述帝王
的方式记录了前四汗的功绩，虽然他们四人从未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皇帝，在
他们在位时也从未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皇帝。《元史》这几卷的记事零散，恰
恰表明了编修前四汗实录时收集必需的历史资料的努力没有完全成功。
关于13世纪60年代或其后直到元朝结束还有哪些史家能够接触蒙古口
述或文字记录的史料，已经无从知道。但是，从60年代往后，从忽必烈到宁
宗九朝的实录在每一个皇帝去世后都着手修撰，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元廷有固
定的制度根据逐日记录的统治者言行编写起居注并按照以前的中国官修史学
模式由在位统治者编撰前朝皇帝的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