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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中国。
当蒙古人以武力重新统一中国的时候,南北方之间的差距之大是惊人
的,北方的经济在衰落,而南方正在繁荣(南方是指“历史上的南方”,即
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省份)。人口的迁徙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些不同之处。直
到唐代还是中国人口中心的北方,此时最多只有1/3的人口。地区性的贸易
难以开展,陆路交通日渐衰败,交通费用十分昂贵,北方已几乎见不到大城
市。可以肯定,蒙古统治者在大都(今北京)建设起一座宏伟的首都,是根
①
据古典中国帝王的规划而设计的,但可能最多只有50万居民。虽然它是当
时世界的一流城市,但还没有宋朝的或中国更早的首都大。前南宋首都杭州
①
仍然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100万。除去大都,元代中国北方没
有一个城市人口超过10万,11世纪时的北宋首都开封曾有100万人口,但
在12世纪初被宋朝放弃之后就衰落了。13世纪末整个开封府也仅有18。5万
人在册。
从金朝至蒙古统一前,淮河是南北中国的分界,在元代,淮河以南有许
多大城市,人口从25万到50万,还有一些城市人口更多。除了县或路有人
口统计数字外,由其管理的城市通常没有单独的人口数字,但在1290年的统
计数字中,那些拥有大城市的路的人口数字能够透露出一些实情:扬州路在
册人口 150万,附近的常州路100万,嘉兴 (浙江北部,与杭州接境)225
万,浙江与江苏还有几个人口为100万到250万的路;在江西北部的饶州路,
其中包括瓷器生产中心景德镇,我们惊奇地发现有450多万人口。这些数字
所表明的人口密集程度,不仅显示了城市居民可能的稠密度,还向我们显示
了那里有为工艺和手工业提供的劳动力,有专门用于销售的农产品,有发达
的内河和沿海航运,这些都维持了人口的密集。
中国中南部的中心地区在经济上始终是一体化的,我们知道在蒙古征服
②
之前的南宋时期就一直如此。日本社会史学家斯波义信提醒我们对“中世纪
中国贸易革命”的重视,在其他地方它又被描绘为公元750年至1000年间中
国社会的“根本性过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① '479'南希·S。斯坦哈特:《忽必烈的都城规划》。
① '431'吉尔伯特·罗兹曼:《金代中国和幕府日本的城市网》,第30—36 页。该书对中国和日本历史中
的城市化做了制度方面的论述。
② '452'斯波义信:《宋代对外贸易:范围与组织》;亦见'451'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或其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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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和城市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出现而来的“贸易大膨胀”。在蒙古占领之前的几
个世纪内过渡中的中国的那种发展,在1125年后的中国北方没有继续下去,
但是在宋朝的南方却迅速进行。为了回答城市、城市文化、贸易以及农业经
济的商品化这些问题,我们先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元代中国的统一在多大程
度上使北方地区恢复了生机,元朝统治是否压抑了南方的经济。
蒙古人优待西亚商人的组织斡脱,给予他们贸易特权和为国家服务的财
政责任。在元帝国范围内,从波斯和地中海一直到中国和高丽都有斡脱商人
活动,他们或许为当时的中国长途贸易更加国际化做出了贡献。斡脱特权究
竟是扰乱了中国的贸易方式,还是全面发展了中国贸易,增加了中国财富?
①
现在我们还不可能给予完整的回答。人们普遍认为,元代中国的斡脱是蒙古
霸主的一个卑劣共谋者,蒙古霸主把从汉人身上榨取来的资金借给他们,资
助其不可告人的、伤害政府与人民的活动。居于高位的蒙古人与色目人确实
是把钱借给了斡脱商人,斡脱离人又以高利贷形式转借给地方政府中那些完
不成税收任务的部门,或者是转借给有同样经济需求的个人,然后他们又依
靠与地方长官的关系收取债款。说斡脱商人们贪得无厌可能有些言过其实,
但是一般人似乎把他们看作很多苦难的根源。对那个时代的描述常常指出斡
脱商人“熟悉城市的各条道路”,而那里恰恰是经商的场所,他们残酷地运
用自己经商的技巧来充实他们自己及其蒙古主子的腰包。
关于元代大都、杭州这样的大城市的生活有一些描写。杭州优美的景色、
温润的气候,以及她的奢华与娱乐,对蒙古、色目官僚以及宗教人士、商人
都有强烈的吸引力。闻名于宋朝最后几十年的巧夺天工的城市发展,并没因
①
为被征服而消失。1275年至1291年来中国的马可·波罗对这座城市十分了
解。他称她为“华美绝伦的城市,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14世纪中叶这座
大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火灾,在元末内战中又几次易手。显然在有元一代她走
了下坡路。还没有其他城市显示出这种值得注意的发展。大运河的重新开发
无疑对国内经济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其工程不涉及江南段,即杭州至长江段,
但是江苏北部的运河要重修,一直向北延伸,从黄河直到大都。1340年以后
它毁于洪水,并因战事而使运输受阻。北方和南方经济上的一体化首先得益
于运河的重建,但却没有继续得到完全与长久的利益。在北运河两旁的商业
大城市得以再生却并不繁荣。在元代似乎没有哪类经济得到真正的繁荣,而
不同地区条件的差别是相当大的。
有关元代中国城市生活的某些最直接最有色彩的信息来自元杂剧,我们
在社会史部分已有论述。其中很多是描写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虽然情节可能
离奇,但这些杂剧从广阔的角度揭示了城市人的追求,显示了城市与农村生
活之间的交流,向我们展示了每年的节日庆祝及宗教仪式,还描绘了对贫富、
对官员、偶尔也有对居住在中国的外族人的态度。这些杂剧已有一些很好的
译本,但是将它们作为研究元代社会的资料进行分析还仅仅是一个开始。②
③ 引自'511'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贸易和政府》,第63 页。
① 在准备写此章时,发表了两篇研究斡脱的论文。见'10'托马斯·T。爱尔森:《1200—1260 年间的蒙古诸
王与斡脱》;'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 《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
① 谢和耐在'156' 《蒙古入侵前中国的日常生活,1250—1276 年》中对杭州有神奇的描述,该书先以法文出
版,后又有英文译本。
② 见'180'乔治·A。海登:《中世纪中国戏剧中的罪与罚:三出包公戏》。这是展示社会评判观念的公案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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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典章》这部囊括法律、案例的大规模汇编,以及有关元代社会史的
其他类文献的情况也是如此。③
乡村生活
如果说我们关于城市社会的知识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中国人口的大
多数——在乡村居住的农民以及作为农村社会一小部分的工匠和商人——的
情况的了解,就更难令人满意了。在元杂剧、笔记和其他非官方、非正式的
历史资料中,关于乡村生活的材料比关于城市或关于各种背景的精英人士的
材料要少得多。但是,就乡村社会的某些方面提供一些与现在的了解相比更
详细的认识,还是能够做到的。
政府的基层是建立在得自于早先汉人实践的两种管理系统之上的。在忽
必烈朝初期,政府下令各种户籍均归地方行政机构管辖。在城镇、近郊及其
乡村地区,人户被编入我们可称之为“管区”或“界区”的组织内,在中国
其称呼各地不同。它们的头目名义上是公众推选的,实际上是县衙从纳税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