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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第53—54 页；＇273＇刘元珠： 《关于元代的考试制度：北方程朱理学儒士的作用》。
② ＇653＇ 《元史》，卷175，第4089 页；卷178，第4142 页；＇616＇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5b。
③ ＇88＇狄百瑞：《理学和心学》，第57—66 页。
① ＇824＇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第47—48 页。关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推行的科举考
试制度及其后来的发展，亦见＇315＇宫崎市定：《元朝的蒙古官职和蒙汉关系：科举复兴意义再探》；＇755＇
杨树藩： 《元代科举制度》。
② ＇859＇萧启庆： 《元代科举与精英流动：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第129—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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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元廷从未制定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法典。缺乏法典引起了汉人官员的极
大焦虑，他们进行了多次努力编撰法典和律例，以作为判案的依据。最早的
①
补救措施是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这大体上是个法令汇编。此后铁
穆耳朝和海山朝编修法典的努力几乎毫无成效。
爱育黎拔力八达很快采取措施对这样的形势加以补救。在1311年即位的
当月，他命令中书省臣汇集从忽必烈朝初年以来的律令条规。这一汇编工作
②
于1316年完成。但是对汇编的复审过程比预期的时间长得多。直到硕德八
剌即位后两年的1323年，这一法典才以《大元通制》的名目正式颁行。这个
新法典收录了建国以来的法律条文2400余条，分为断例、条格、诏制、别类
四大类。③
《大元通制》虽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法典，按照现代法制史学者的观点，
此书“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因为它有充实的内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
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典的结构”。《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它的编撰遵循
④
的是唐代法典模式。但是，作为征服王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没有完全照
搬以前的中国法典。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蒙古人的习俗和元代特有的制度特
⑤
征。 《大元通制》和也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由江西地方政府或私人编辑的
《元典章》，是元代法制史的两个里程碑，也是征服王朝的元朝日趋成熟的
反映。
书籍翻译和出版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汉文化的喜爱，他和他的臣僚 （特别是蒙古和色目臣
僚）对儒家政治学说和汉人历史经验的渴求，可以从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翻
①
译或出版的著作的数量和性质上反映出来。翻译成蒙古文的汉文著作包括：
②
儒家经典 《尚书》；宋人真德秀 （1178—1235年）撰写的《大学衍义》；
与唐太宗（627—649年在位）有关的两部著作，吴兢（670—749年）撰写的
《贞观政要》和太宗本人为他的继承者撰写的《帝范》；司马光（1019—1086
年）撰写的伟大史书《资治通鉴》。
在爱育黎拔力八达赞助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孝经》；刘
向撰写的《烈女传》；唐代学者陆淳研究《春秋》的论著以及元代官修农书
①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14—23 页；＇517＇植松正：《汇辑〈至元新格〉与解说》。
②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4—26 页；＇623＇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国朝
文类》，卷36，7a。
③ 《大元通制》的条格类的一部分保存下来并在1930 年由国立北京图书馆重印，名为《通制条格》。
④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第29 页。
⑤ 见黄时鉴：《大元通制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 年第2 期，第157—171 页；亦见＇1＇安部健夫：
《〈大元通制〉解说》。
① 关于元代将汉文著作翻译成蒙古文，见＇149＇沃尔特·富克斯：《元代的蒙文译著》；＇118＇傅海波：《蒙
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民族涵化中史学的作用》；关于元代仅存的蒙文汉译著作《孝经》的研究和译注，
见柯立夫＇71＇：《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一章》；《早期蒙文译本〈孝经〉第二章》；＇69＇ 《早期蒙文译
本 〈孝经〉第十八章》。亦见罗依果：＇392＇ 《蒙文译本〈孝经〉》；＇389＇ 《蒙文译本〈孝经〉续论》。
② 关于下列书的翻译，见＇653＇ 《元史》，卷24，第536、544 页；卷25，第565 页；卷26，第578 页；卷
137，第3311 页；卷181，第4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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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农桑辑要》。
虽然以上所列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同意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反映的是他作
为天子有倡导大众道德和增加物质福利的责任，翻译著作的选择，则显示了
他的实用主义目标。在下令翻译《贞观政要》时，他指出此书有益于国家，
④
并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能够诵习该书的译本。蒙古君主显然希望蒙古和色目
精英，包括他自己，能够学习儒家的政治学说和汉人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唐
太宗的教诫，能把国家管理得更好。
限制贵族特权的失败
爱育黎拔力八达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对元朝政府的改革无法走得太远，因
为他不能削弱蒙古诸王的行政权、司法权和经济特权来加强中央集权。尽管
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蒙古诸王仍然拥有对他们领地（投下）相当
①
多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权。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力是政治冒险，因为
这将面临蒙古和元帝国一条最基本原则的正面挑战。爱育黎拔力八达尝试削
弱诸王权力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这一原因。
1311年冬季，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撤销诸王的札鲁忽赤（汉译断事官），
②
蒙古人犯盗诈者，命所隶千户鞫问。由于札鲁忽赤代表诸王处理他们领地中
的蒙古人的法律事务，撤销札鲁忽赤显然意味着取消了诸王直接审理他们属
③
下的蒙古人案件的权力。皇帝的这一命令似乎只实行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已
知晋王也孙铁木儿（后来的泰定帝，1323—1138年在位）和周王和世■（海
山之子，后来的明宗，1329年在位）两人在1316年被允许在他们位下设立
了几个札鲁忽赤。④
爱育黎拔力八达削弱诸王行政权力的尝试受到更激烈的反抗，亦以失败
告终。在右丞相铁木迭儿 （死于1322年）的建议下，1315年爱育黎拔力八
①
达下令诸王分地的达鲁花赤 由中书省任命的“流官”担任，诸王只能任命副
②
达鲁花赤。一年以后，甚至连诸王任命副达鲁花赤的权力也被取消了。由于
达鲁花赤是诸王分地内的主要长官，常由宗王的亲信侍从充任，这样的做法
招致一些宗王和御史台的激烈批评，他们指出这样做既违背了成吉思汗与兄
③ ＇653＇ 《元史》，卷24，第536 页；卷26，第587 页。
④ ＇653＇ 《元史》，卷24，第544 页。
① 研究元代“投下”的成果很多，如＇336＇村上正二：《元朝投下的意义》；＇220＇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
史研究》，第401—469 页；＇413＇保尔·拉契内夫斯基： 《蒙古时期投下的意义》；＇809＇周良霄：《元代
投下分封制度初探》；＇822＇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
② ＇653＇ 《元史》，卷24，第547 页。
③ 关于断事官，见＇483＇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研究》，第2 卷，第444—463 页；＇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