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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功在于“他不涉及纯理论、形而上学的内容或者更高深的内容”。在他给忽
必烈的建议中，他强调务实的观点，这是一种肯定会在蒙古宫廷中获得好感
的态度。
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记载元朝历史的建议，这也使他得到儒士
的称赞。儒学重视过去，强调利用历史经验指导行为，所以它为这种官方认
可的编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据。1261年8月，儒家学者王鹗（1190—1273年）
③
建议收集辽朝、金朝以及早期的蒙古统治者的历史记录。他还建议朝廷在翰
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国史院以搜集记录并且撰写辽史和金史。忽必烈表面上没
有汉人对编写历史的热情，然而批准建立国史院，这是另一个他希望获得儒
士赞同的决定。
如果忽必烈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中国的统治者，他必然要求助于除儒家之
外的宗教和信仰。他特别急于想要影响的宗教团体之一是伊斯兰教。早在唐
朝伊斯兰教就传到中国，到了忽必烈时代尽管他们正在向西北和东南集中，
还是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到回回商人、工匠和士兵——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来
自中亚的移民，也有一部分汉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教徒。忽必烈对回回人执行
一种仁慈的政策，因为他们有助于他在中国的统治。忽必烈把回回人招募到
政府中，从而减少自己对汉人幕僚和官员的依赖。他允许回回人组成实际上
自治的社团以回回宗师作为领导，由哈的为他们解释穆斯林法律。回回居民
区有他们自己的集市、医院和清真寺，不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也
不禁止他们遵循伊斯兰教意旨。事实上，忽必烈任命回回人在财政机构担任
重要职位并给予他们特权。他豁免他们常规的赋税，并且招募他们担任汉人
极少能够担任的达鲁花赤。回回人十分感激，并以忠心为宫廷服务作为回报。
回回人中最有名的是来自不花剌的赛典赤·赡思丁，在1260年他被任命为中
国北方一个地区的宣慰使并且以后提升为西南地区云南行省的平章政事。①
另一个团体是佛教徒众，忽必烈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早在13世纪
40年代他本人就接受过禅宗的僧侣海云的教导，但他很快发现中国禅宗太深
奥、太超脱，不符合他的追求。例如，当一位禅宗大师告诉忽必烈“万物皆
②
空惟灵仅存”时，看来他对实际事物毫不关心。但藏传佛教为忽必烈的理想
提供一种适用得多的工具。几十年来吐蕃僧侣在世俗的政治事务中起着积极
的作用，比起禅宗僧侣，他们在实际事务中提供了更多的经验。
吐蕃僧侣八思巴喇嘛（1235—1280年）证明是忽必烈在佛教徒中最接近
的盟友。八思巴的大部分童年是在蒙古宫廷中渡过的，通过长期和蒙古人的
联系，他吸收了蒙古的许多价值观。他还是吐蕃佛教萨斯迦派主要领导人的
侄子，1253年忽必烈对萨斯迦派作出崇信的表示，因此八思巴在他自己人民
中赢得的如果不是崇拜也是尊敬。在汉地和吐蕃他都给予忽必烈宝贵的支
② ＇156＇陈荣捷：《朱熹和元代理学》，第209 页。
③ ＇52＇陈学霖：《王鹗（1190—1273 年）》及＇46＇ 《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64—66
页。
① ＇427＇罗沙比：《元代初期的穆斯林》。
② 译自＇230＇冉云华：《大都的中国佛教：新形势和新问题》，第3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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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因此蒙古君主对他特别友善。他家族的成员和蒙古皇室成员通婚。1260
年忽必烈任命八思巴担任新职位国师，在第二年初让他掌管所有的佛教事
务。
1264年忽必烈建立总制院管理吐蕃并监督政府和佛教僧徒的关系，八思
巴成为总制院的第一位行政长官。在敌对的佛教派别必里公派领导的反叛
中，八思巴在吐蕃的权威受到挑战，但1267年忽必烈调兵帮助这位年轻的佛
教教长恢复了权力。1268年忽必烈的军队打垮了持异议者后，他虽然恢复了
八思巴的权力，但又安置了一位蒙古人为吐蕃的宣慰使来帮助控制吐蕃。①
忽必烈希望八思巴和他的佛教僧徒能够通过提供他所需要的宗教法令作
②
出回报。八思巴论述了寺院和国家的地位，并得出政教合一的结论，因此这
位吐蕃佛教徒的确在这项交易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八思巴把忽必烈等同于
佛教的智慧佛文殊菩萨，并且按佛教传统歌颂他为宇宙之王。为提高他的派
别和皇帝的联系，八思巴建议在宫廷仪式开始时采用佛教活动。每年阴历二
月十五日组织消灭“恶魔”和保护国家的仪式，并且还在每年的阴历一月和
六月安排音乐、典礼和游行。佛教僧侣参加这些庆典，从而使忽必烈在他的
帝国里的佛教徒中享有更大的信誉。
反过来，忽必烈给予佛教徒特权和豁免。他在位时，佛教僧侣多年享有
免税；朝廷为建设新的寺庙和修复佛道之争中损坏的寺庙提供资金；政府还
①
为寺院拥有的工艺品作坊和土地提供工匠和奴隶。政府的支持、赐赉和豁免
使寺庙成为繁荣的经济中心，这有助于确保佛教僧徒对忽必烈的政策的支
持。
道教是忽必烈试图从中寻求支持和帮助的另一种宗教。1258年忽必烈在
佛道辩论中对佛教的支持使他不为道教所喜爱。然而他为道教驰名的法术所
吸引，并承认他们对较低阶层群众有吸引力。因此朝廷为建设道观提供资金，
并向他们提供佛教已得到的相同豁免和特权。一些道教领袖意识到需要与佛
教和蒙古人相容共处，并且首先寻求儒、佛、道三家的和解。以后他们为忽
必烈和他的朝廷演习和道教祭礼有关的祭祀和典礼，尤其是重要的皇家祭礼
——祭泰山。他们愿意为忽必烈举行这些典礼是一种支持的信号，这种支持
被传递给道教的普通信徒。在忽必烈统治的前 20年中道教徒相对地保持沉
寂。
忽必烈与西方基督教徒
忽必烈甚至还寻求获得中国数量不多的基督教徒和外国基督教徒的支持
和协助。在忽必烈即位以前，基督教使者已经到达蒙古宫廷，例如约翰·普
兰诺·加宾尼和鲁不鲁乞，而且几位工匠例如著名的手工艺人威廉·布涉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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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汗蒙哥服务过。但忽必烈采取更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徒。
① 关于八思巴的史料，见＇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蒙古字韵〉研究》，第152—165 页；＇143＇傅
海波： 《元代中国的吐蕃人》，第305—311 页；＇377＇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古的关系》。
② ＇126＇傅海波：《从部落领袖到至高无上的皇帝和神》，第61 页。
① ＇348＇野上俊静： 《元代道佛二教的争执》，第250—251 页；＇410＇保尔·拉契内夫斯基： 《蒙古大汗和
佛教》。
② 见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引人注目的著作＇360＇ 《威廉·布涉：汗廷中的法国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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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时代中西方交流中的最有名的基督徒。这位威尼斯
旅行者声称于1275年到达中国，他的著作是许多年中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惟一
②
渠道。马可·波罗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叔马菲奥·波罗先
于他到达中国。这两位商人于1252年离开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作了几年生
意，并且在1265年下半年或者1266年上半年到达忽必烈的宫廷之前在俄罗
斯和中亚旅行。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忽必烈“面带最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