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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罕被俘之后，他派出他最有能力的和最有声望的将领伯颜去营救儿子。刚
从南宋王朝凯旋归来的伯颜几次受到挫折。和那木罕一样，伯颜不能制服敌
人，因为海都的军队继续躲避。那木罕无人统率的军队也作出过一些勇敢的
努力，试图营救忽必烈的儿子，但是他们的营救同样失败了，未能救出那木
罕。
最终忽必烈明白他不能控制中亚并且不得不承认海都是这个区域的实际
统治者。甚至他的最杰出的将领都不能把忽必烈的宗主权扩大到中亚。他承
认自己的失败，勉强放弃在该地区的草原和绿洲的统治地位。他退到易于防
御的汉人居住地，容忍海都在农耕地区之外自由地统治。但他不能防止海都
以这些村庄作为其主要目标加以袭击。他所遇到的困难是，支援他的军队和
当地友好居民的供应线漫长而脆弱；游牧民持续不断的骚扰对他的士兵和盟
友都造成不便和威胁；他所追求的使这个区域的绿洲和城镇自给自足的目标
从未实现。简而言之，忽必烈对中亚的进攻一事无成。
在对付漠北的挑战中他成绩斐然。曾经背叛忽必烈的儿子那木罕的谋反
者迁移到漠北，并且计划攻击蒙古国的传统首都哈剌和林。忽必烈和他的政
府对付漠北的这种威胁的准备要比在更远的西部地区所作的准备强得多。一
段时间以来，他们通过对当地居民减轻赋税和传播更先进的农业技术来鼓励
①
哈剌和林附近地区的农业。他们还建立驿站，以此加强与中国北部的蒙古新
首都的战略和商务联系，并且还派遣手工业者帮助本地人发展他们自己的手
工业。这些措施使他们获得当地居民的支持，从而在反对反叛宗王的战争中
得到当地人的合作。1279年上半年，忽必烈的军队发动了征讨叛王的远征。
在当地百姓的支持下，几个月之内他们打败并且抓获了这些反叛的宗王。这
一年年底时，漠北又成为忽必烈帝国的一部分。
② ＇38＇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66 页。
① ＇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第143—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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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经济政策
在征服中国南部以及高丽和平定中亚以及漠北的同时，忽必烈不是没注
意到在中国北部面临的困难。1260年他试图去统治的中国北部现在面临着需
要他去解决的严重困难——尚未从1211年至1234年蒙古和金朝的冲突所造
成的破坏中真正恢复过来。农民不能断定蒙古统治者的意图。应有人向他们
保证，既不会没收他们的土地也不会对他们施加任意过度的赋税。但是，与
阿里不哥以及南宋的连续战争阻碍了商业，并且由于缺乏可接受的法律条文
造成很大的混乱。因为中国以前以科举为教育的中心科举的废止，使教育系
统一片混乱。以前的宗教不符合忽必烈和蒙古人的政策标准。佛教上层僧侣
集团知道忽必烈同情他们，但道教徒不清楚新统治者是否会歧视他们。儒家
担心蒙古人会废除传统的宫廷仪式并且会降低儒士的地位。也许最重要的
是，忽必烈的汉人臣民关心着自身的地位。他们肯定会被排斥在某些高级官
职之外，但在其他方面他们也会受到歧视吗？
如果忽必烈希望在汉人社会里建立秩序，他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并
且处理这些问题。他所设置的政府机构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需要方向上的指
导。忽必烈需要将官员执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连接起来。他必须公开
他管理中国而不仅仅是剥削中国的计划，从而他的官员可以仿效他并协助他
摸索对定居文明的统治。某些学者对忽必烈早年亲自参与指导统治决策感到
惊讶，这一次他是会继续在设计政策和计划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呢？还是仅仅
由他的汉人幕僚向他呈交建议，然后不加思考地采纳这些建议？诚然，忽必
烈的确没有制定许多随后被执行的政策。但他也没有袖手旁观仅仅等待着提
议。他积极地征求建议。他的一位官员引用了一段诏书：“有上书陈言者，
①
皆得实封呈现。若言不可采，并无罪责；如其可用，朝廷优加迁赏。”一位
当时的监察御史王恽，告诉人们忽必烈在朝廷上参与审议。例如，在 1261
年5月的一个星期的时间中，王恽得到忽必烈的三次召见，讨论政府事务。
忽必烈在有计划有条理地规定和阐明他的政治和经济观念之前，他必须
先减轻中国北方人民的苦难。蒙古人接管之前的战争在中国北方造成巨大破
②
坏并丧失了大量的人口。很清楚这种劫难使幸存者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在忽
必烈统治的最初几年，他根据请求反复地对他的领地上的许多地区给予帮助
和豁免。汉文史料记载他经常免去或减少遭受经济困难的地区的赋税。他还
③
向受到自然灾害折磨的村庄提供纸币、谷物和布匹。但是，除了这些应急措
施，他还需要制定恢复中国经济的长期规划。
这个规划的中心点之一是鼓励农业。1261年忽必烈建立劝农司，劝农司
挑选农艺学上有造诣的人去帮助农民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土地。该机构每年向
中央政府递交农业、蚕业和水利控制工程的报告。最终忽必烈组建一个庞大
的官僚机构以促进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和推动生产发展。他下令建造粮仓存储
剩余的谷物，为歉收年份食品短缺提供安全保证。他对定居居民的关心表现
在1262年的一个敕令中，这份敕令禁止牧民在农田中放养牲畜。他不希望自
① ＇278＇劳延瑄：《王恽〈中堂事记〉：译注与介绍》，第24 页。
② ＇184＇何炳棣：《1368—1953 年的中国人口研究》，第258 页。见＇275＇兰德彰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的
前言中 （第20 页）对人口问题的短评。
③ 关于这些应急措施，见＇653＇ 《元史》，卷4，第70—71 页；卷5，第83—86 页：卷6，第113—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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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蒙古人民对宝贵的农业区域进行蚕食并且造成其他的损害。 ①
忽必烈还摸索着帮助农民自行组织起来恢复经济。1270年他给予称为
“社”的组织正式的地位，以鼓励农业生产和促进垦植，社由约50户人家组
成并且由社长或者村庄的长者指导。忽必烈命令各社适时耕作、植树、开荒、
改善防洪措施及灌溉、提高丝绸产量以及在河湖中养鱼。忽必烈和他的幕僚
把社设想为农民的自助组织，而且还想给社植入其他的功能。他们希望利用
社恢复农村的稳定并且帮助进行监视和进行统计。②
也许政府的最有新意的目标是利用这个新组织促进普及教育。每个社都
有为村里的儿童们建立学校的义务。当农田中只需要很少劳动力时农民的孩
子就去上学。这一阶段的编年史对这个教育系统作出浮夸的判断。至 1286
年，按照《元史》的说法，有20166个社学。但是这个数字看来是言过其实
的，因为社的领导者意识到期待他们做什么，从而可能向中央政府夸大他们
的报告，虚报学校数量增加的假象。普及教育系统的幻想肯定从未实现，事
③
实上，甚至在全中国普遍组建社的证据也是很少的。然而这种幻想揭示忽必
烈和他的幕僚们的观念：教育农民，让政府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中国的蒙古
统治者不再认为自己只属于游牧民，所以农民也应该受到公正的对待。
更为明显的证据是政府在限制农民负担上的努力。忽必烈设计出一种固
定的正规的征税制度，免除包银并且限制投下的权利。根据新制度，过去强
迫农民交给投下的难以计数的钞和丝现在移交给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