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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led to English”】
以上是我2003年写在《汉字与国运》一文中的主要内容。关于此文，网上曾经有很多讨论。在我看来，上世纪初许多中国人主张废除汉字，实乃逻辑上出了问题。清末中国出现严重危机，包括民族心理。废汉字，即是这种心理危机的失控、泛滥。此景，如农民种庄家，遭受虫害，颗粒无收。第二年，不去努力灭虫害，却要消灭种子。如此舍本逐末，再文盲的农民也不会去做。事实上，这秀美的汉字不但不是中华文明的施害者，反而是文字狱的受害者。
至于我们该如何改革汉字，我想最紧要的还是还汉字以自由。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做了些努力，如文言变白话，汉字有了大进步，形式上得到了一定解放，然而精神上汉字仍不自由。几年前，我译陈彦先生的《中国之觉醒》一书，如同用法语开“三中全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原籍中国，我来自中国，书也是中国研究，用的却是法文。最初我对海外华人忙着用外语写书很不理解。后来在巴黎大学做了几篇论文，渐渐有了共鸣，有次竟一口气写了十几天，忽觉快意平生。为什么？这并非我长于写法文，而是因为没有不自由，意创笔随，无拘无束。我瞻前顾后，无非查查字典，校校语法。几年以后，当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旅美华裔作家哈金写的《Exiled to English》（逃亡到英文）一文，更是感同身受。
西文较汉字并非优越却有优势，这和文字本身无关。我从不怀疑汉字的表达能力，况且，表达方式可以变化多端，比如从诗到词，从戏曲到小说，从文言到白话。我长在江南，漂泊异乡，每念及少年情境，常回吟丘迟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可谓梦萦魂牵。今天白话再好，也是抵达不了这几句骈文的意境的。当说，各种文体，各有各的千秋，各有各的繁荣，也各有各的局限，若只限于其中一种，汉字仍不自由。唐宋诗词的繁荣，不失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但这种格律词牌让文人才子醉心写了几百年的情绪，玩填字游戏，也是一种局限，还是因为汉字不自由。
汉字逃过上世纪的劫难，终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如果我们失去了母语，我们的心灵将会面临怎样的漂泊，当我们的孩子读不懂我们的童年，又将是怎样的惆怅悲伤？写《汉字与国运》一文，并非笔者泥足保守，而是心向更真实的自由。寄语中国，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过去的一切，现在的一切，多点理性和宽容，更不要视自己文明为无物。所谓“苏格拉底有苏格拉底的庙宇，孔子有孔子的庙宇”，将自己的文明连根拔去，终究是不理智的。今日对汉字最好的改造，不在于向外求，而在于给汉字更多的自由，更理性、更宽容地对待汉字和使用汉字的人，这点政府和民众都有责任。使用汉字的人，珍惜已经获得的自由，也宽容他人使用汉字的自由，努力争取完全的自由。若说汉字与国运之有关联，仍在于汉字是否自由。
【“民国不如大清”】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提到“民国不如大清”的现象。“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不可能一无是处，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残垣之下往往也有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探索者多是一次革命论者，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清了。”
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建新居”理解为做“历史的加法”，而拆旧居理解为做“历史的减法”。不可否认，人类在革故鼎新中进步，有时也不可避免地会用到“历史的减法”。然而，要想做好“历史的减法”，首先要做好“历史的加法”。否则，就难免会出现唐德刚所说的“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那种状态。虽然我们从价值上认同民国较清朝、民主伊拉克较专制伊拉克是个进步，但是，如何在转型进程中先做好加法再做减法，无疑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曾将中国的传统总结为“拆迁”二字。转型期的中国，“China”也时常被人们念成“拆哪”，以此自嘲中国式“拆迁文明”。虽然中国有几千年文明，然而，所谓气象万千的农民起义，都不过是一个朝代对另一个朝代的拆迁运动，而且都是先拆迁，后搬家。与此相反，由于时刻保有我之所谓“增量历史观”，文明晚于中国许多城市的巴黎却成了世界上最诗性浪漫、最有文明气息的城市。相信所有到过巴黎的人，都会感受到“增量历史”所带来的震撼。
事实上，我之所以主张废除死刑同样是出于对增量历史的考量。国家以多数人的名义将束手就擒者绑去杀头，并不会使历史有所增加。在我看来，“杀人偿命”同样是在做一种“历史的减法”。如两百年前贝卡利亚所说文人小说下载，国家对杀人犯进行报复，实际上是安排公共杀人犯杀人。断头台竖起之时，即是在杀人犯对人类做了一次减法后，再由国家做一次减法。
一个旧制度可以被消灭，继而代之以新制度，借此达到历史增量的完成。然而，杀死一个人，并不会使人类历史有所增加。死刑判决只会给人类带来长期亏损，一个人不会因为被消灭而变成一个新人，所以这种“历史的减法”将是永久的。
【从猢狲怎样到公民？】
2006年，萨达姆终于被吊死了，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有疑问的是，被吊死的究竟是个独裁者，还是个老头？
打掉王冠，割掉脑袋。有人欢呼，独裁者得到了“应有下场”。然而，在我看来，独裁者的“应有下场”是从权力体系中消失，而非在肉体上消失。事实上，萨达姆被剥夺一切权力、被剔去所有尖牙和利爪的时候，“独裁者萨达姆”便已经死了。
伊拉克没有因为独裁者被吊死而恢复安宁。在萨达姆被处死之后，伊境内发生数起暴力事件。美联社2009年4月公布的一份统计数字显示，伊拉克战争至少造成了11万伊拉克平民的死亡。截至2009年11月9日，驻伊美军士兵死亡人数已达4362人。各式冲突更给人一种“诸神渴了”的乱象。没有谁会怀疑美国政府深陷伊战泥潭，而伊拉克也已坠入内战的深渊。
12月24日，美国《时代》周刊将伊拉克人选为年度重要人物。入选理由是“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自“解放”以来，伊拉克百姓每天都在经受无尽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即使是在萨达姆当政时期，这个国家历经十二年多的经济制裁，伊拉克民众也从未遭遇过如此地狱般的生活。
在此笔者并不怀疑民主之于伊拉克的价值，但是伊拉克今天的乱局，难免给人一种“民主伊拉克”不如“专制伊拉克”的错误印象。这不是“民主伊拉克”不好，而是“民主伊拉克”的大厦根本没有建立起来，而“专制伊拉克”的流弊却在大街上明火执仗、耀武扬威。
几年来，随着萨达姆这棵大树的倒掉，原先的猢狲早已散尽。然而，对于这些猢狲来说，如果在树上曾经有过“美好生活”，或者觉着下树后的生活不如树上或想象中如意，多半要找机会重新上树。
如上所述，美国大兵将伊拉克大树锯倒，将猢狲赶跑。然而，旧树已去，新楼未建，今日伊拉克犹似花果山。臣民时代的猢狲若不能直接住迸民主时代的房屋，且逢乱世，就难免要忍受此一过渡时期的天寒地冻了。
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从猢狲到公民，此一转变决定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成长，而社会成长的关键就在于个体权利与意识的崛起。在此转型过程中，外力与内力的共同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战争的害处即在于打破或中断了原有的历史积累，并且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总结美国和伊拉克以及伊拉克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屠戮，不难发现，这两个国家仿佛被报复诅咒。如甘地所说：“以眼还眼，只会使全世界都变成瞎子。”显然，今日伊拉克最需要的是和解、宽恕与拯救，而不是将那些“罪恶者”推上绞刑架，继续做人类的减法。从这方面说，美、伊政府坚持处决萨达姆，既是放弃了萨达姆身上可资促进伊拉克和解的资源，也可能为当前的“复仇之局”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