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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揣摩作者的心态，也不大对头吧？
4。说从前锦衣玉食，辜负了长辈们的“教育”“规训”，“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云云，说贾宝玉还可以，说曹雪芹符合实况吗？“无材补天”、“不堪入选”是他自己不争气吗？还是家庭剧变，客观上断绝了他做大事业的路（清制：三代内有重犯者，不得参加科考）？
5。“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我每读到这些话就纳闷：曹家被抄，举家北迁时，雪芹尚在“学前儿童”年龄，那么“闺阁中”“当日所有之女子”，他又如何能“念及”呢？何况，“十二钗”有极大虚构成分，连钗、黛都被视作作者之“幻笔”，哪会都是真有其人？
6。《凡例》在前面已声称“此书不敢干涉朝廷”，“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这里又说“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当作他讲真话看，是明显地在误导读者，当作替作者打掩护看，一再声明“此地无银”，则又实在是在帮倒忙。
我想，如果脂砚斋等批书人不是长期面对的只有一部书稿，而能经常与雪芹见面，彼此交流交流，恐怕许多误会和不恰当的提法，就有可能及时纠正或避免了。（六）等待作者做的事一件也没有做成。
还有些等待雪芹删补或分回的批语，也一直保留着，不见有任何反应。
如第十三回批“另设一坛于天香楼”句说：
删却！是未删之笔。
从命令式语气看，可知是对作者有权威性的畸笏叟加的。他“命芹溪删去”《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情节，可在写祭奠场面时，又说出“另设一坛于天香楼”这样“招认”真相的话，自然以为未删干净。但批语和正文都原样一直保持着。
第二十二回批惜春灯谜后断尾说：
此后破失，俟再补。
此回未（补）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这更证明雪芹逝世前，并未着手去做小说的修补工作，否则，要补全这小小的“破失”结尾，又有何难（而且还是自己写过的）？
第十七、十八回未分，是一长回，十九回无目。己卯、庚辰本长回前有总批说：
此回宜分二回方妥。
作者生前也没有分开或重新拟目，庚辰本以后的诸本，将此长回一分为二，那是后人分的，所以不同的本子，分法并不一致，回目也各异。
第七十五回总批：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
从对清、加此批之时起，到雪芹去世（1764），等了八年，也没有等到。说句笑话，简直就像曹雪芹被调到国外工作去了。
梅节兄八十年代初曾写过《曹雪芹脂砚斋关系发微》一文，论说雪芹晚年对脂砚斋的疏远和对《红楼梦》的冷淡，怀疑二人是“某种雇佣关系”。我不敢作如此大胆的推断，以为雪芹还不至于对他自己花了那么多心血写成的书会如此不关心，冷漠置之，而是出于一般人也常常会有的原因。
雪芹晚年独居“寂寞西郊人到罕”（张宜泉诗）的荒僻山村，要为妻儿一家生计奔忙，且与脂砚斋等人交往不便；特别是书稿早已写完交出去了，要等脂砚斋等人将全书初步整理誊清好返还给他后，才来做填缺补漏和修改订正的扫尾工作。可是整理者却一直没有交还书稿，主要是因为八十回后断断续续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既无法继续抄出，又不好向雪芹交代。他们很可能含糊其辞，没有对作者讲清此事，强调事情的严重性和紧迫感。或者即使雪芹知道了，也必然先会等待将丢失的稿子找回来，哪有马上就动手重新补写的心情。对于一个只有三十几岁的人来说，也不会感到事情的严重和紧迫，不是很自然地觉得来日方长吗？谁又料到这已是雪芹短暂的一生的最后旅程了呢？
总之，我想，雪芹与脂砚的关系，还不至于那么糟。但梅节兄的说法中有一点我们是有共识的，也丝毫不存怀疑，即曹雪芹晚年确实没有在写作或披阅《红楼梦》。
第三部分 为何虚拟石头作书第22节 元春省亲是否即康熙南巡
读到一篇报上文章，以小说中元春省亲情节为例，来证明《红楼梦》是写曹家真事的。文章以为元春判词称“二十年来辨是非”，是隐指康熙皇帝南巡，曹寅最后一次接驾，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至雍正五年（1727）雍正下旨问罪，抄曹的家，恰好二十年。又“虎兔相逢大梦归”，谓指康熙死于寅年（虎），紧接雍正开元之卯年（兔）（此说早有人讲过）。又有十六回脂评称：“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因而认为小说中省亲之元春，实则即南巡之康熙皇帝。
我不想否认曹雪芹很想在自己的书中，说说当年曹家的泼天盛事——祖父曹寅亲自接驾四次，以其江宁织造署为行宫的荣耀。但此事太有名了，绝不能写。写出来，稍留意于时事见闻的人都知道这是谁家的事，这一来，“真事”也便无法“隐去”了。不写又不甘心，也难以充分表现荣国府“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况，不得已，只好编造一个身为贵妃的女儿恩准回家省亲的热闹故事，并借赵嬷嬷与凤姐等谈论省亲事，扯到“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事故”，又随口带出小说“前半部不写者”（脂评语）的江南甄家，以“独他家接驾四次”这句话，来“点正题正文”、“大关键”、“大节目”（脂评语）。这些都是作者煞费苦心的安排。
那么，写元春省亲是不是写康熙南巡呢？
可说是，也可说不是。说是，因为在听到省亲消息时安排聊天情节，就为了说出“接驾四次”真事来，为了点正题。再说，在贾府内修建大观园，可比作将江宁织造署改修作行宫；元春一路上的仪仗、排场、气派，到家后亲人们的行大礼、谨慎恭肃地启事等等，都与御驾亲临差不多；就连她命宝玉和众姊妹赋诗，也颇似皇上有诗兴，命臣僚们应制唱和。
说不是，“借省亲事写南巡”，毕竟是“借”，为的只是借此想象当年的盛况，抒发忆昔的感慨。若当真把元春比作康熙，皇上成了他家的女儿，岂非大逆不道！元春是一个有独立意义、写得很成功的艺术形象。你看雪芹写她对父亲的诉说：
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然骨肉各方，终无意趣。
再看她与祖母、母亲见面的情景：
贾妃满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
还有她与宝玉见面一段，话不多，也很感人：
元妃命快引进来。小太监出去引宝玉进来，先行国礼毕，元妃命他进前，携手拦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竟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
这是一个充满温柔亲情的活生生的元春，她泣不成声地把皇宫大内说成是“终无意趣”的“不得见人的去处”，完全像从一个幽闭囚禁她的地方出来一样。这样的形象，如何能与威加海内的康熙大帝联系在一起？说元春是康熙，岂不是完全抹煞了这一形象独立的思想与艺术价值？这绝非曹雪芹的用意。
我们详细地分析了这个例子，目的是想让大家对作者宣称“真事隐去，假语存焉”的真正含义和操作方法，有更实际、更深切的理解。《红楼梦》其实就是作者在现实基础上产生的最具有想象力、最大胆的艺术虚构。这不仅仅是对元春省亲的描写，它在小说中不是个别的特殊现象，整部《红楼梦》也无不都是艺术虚构，人物形象如此，故事情节如此，环境背景也是如此。
第四部分 西山文字在，焉得葬通州第23节 西山文字在，焉得葬通州（1）
——“曹雪芹墓石”辨伪
通县张家湾发现的所谓“曹雪芹墓石”，我以为不是真的。
这样说，不是因为七十年代以来，有关曹雪芹的“假冒伪劣”的东西太多，也不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