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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寨上。我生长在冰冷的坚硬的石头间。
大人们更向一个十岁的孩子要求着三十岁的成人的拘束。
但一个老实规矩的孩子有时也会露出顽的倾向，犹如成人们有时为了寂寞，会做出一些无聊的甚至损害他人的举动。我就在这种情形下间或捉弄寨上的那个看门人。
他是一个容易发脾气的老人，下巴长着花白的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个小发辫。他已在我们寨上看了好几年门了。在门洞的旁边他有着一间小屋。他轮流地在各家吃一天饭，但当地方上比较安静，有许多家已搬回坐宅去的时候，他就每月到那几家去领取几升米，自己炊食。不知由于生性褊急还是人间的贫穷和辛苦使他暴躁，总之他在我的记忆里出现的时候大半是带着怒容坐在寨门前的矮木凳上，嘴里咕噜着，而且用他那长长的烟袋下面的铁的部分敲打着石板铺成的街道。
那已变成黄色的水竹烟袋又是他的手杖，上面装着一个铜的嘴子，下面是一个铁的烟斗。它也就是有时我和他结恨的原因。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常把它藏匿起来，害他到处寻找。
第一部分：似是故人来老人（2）
有一次我给自己做一个名叫水枪的玩具。那是一截底下留有竹节并穿有小孔的竹筒和一只在头上缠裹许多层布的筷子做成的，可以吸进一大杯水，而且压出的时候可以射到很远的地方。已记不清这个武器是否触犯了他，总之，他告诉了我的祖父。我得到的惩罚是两个凿栗，几句叱责，同时这个武器也被祖父夺去，越过城墙，被掷到岩脚下去了。
他后来常从事于一种业余工作：坐在一个特制的木架上，用黄色的稻草和竹麻织着草鞋。在这山路崎岖的乡下，这种简陋然而方便的鞋几乎可以在每个劳动者的脚上见到。他最初的出品是很拙劣的，但渐渐地进步了，他就以三个当百的铜元一双的价格卖给出入于寨中的轿夫、工匠或者仆人。
我现在仿佛就看见他坐在那样一个木架上。工作使他显得和气一点了。于是在我的想象里出现了另外一个老人，居住在一条大路旁边的茅草屋里，成天织着草鞋，卖给各种职业的过路人。他一人足迹不出十里，而那些他手织成的草鞋却走过了许多地方，遭遇了许多奇事。
我什么时候来开始写这个“草鞋奇遇记”呢。
黄昏了。夜色像一朵花那样柔和地合拢来。我们坐在寨门外的石阶上。远山渐渐从眼前消失了。蝙蝠在我们头上飞着。我们刚从一次寨脚下的漫游回来。我们曾穿过那地上散着松针和松球的树林，经过几家农民的茅草屋，经过麦田和开着花的豌豆地，绕着我们的寨所盘据的小山走了一个大圈子，才带着疲倦爬上这数十级的蜿蜒的石阶，在寨门口坐下来休息。
我，我的祖父，和一个间或到我家来玩几天的老人。
他正在用洪亮的语声和手势描摹着一匹马。仿佛我们面前就站立着一匹棕黄色的高大的马，举起有长的鬃毛的颈子在萧萧长鸣。他有着许多关于马的知识：他善于骑驭，辨别，并医治。
他是一个武秀才。我曾从他听到从前武考的情形：如何舞着大刀，如何举起石磴，如何骑在马背上，奔驰着，突然转身来向靶子射出三枝箭。当他说到射箭的时候，总是用力地弯起两只手臂来作一手执弓一手拉弦的姿势。
我也曾从他听到一些关于武士的传说。在某处的一个古庙里，他说，曾住过一位以棍术著名的老和尚；他教着许多徒弟；有一天，他背上背一个瓦罐，站在墙边，叫他的弟子们围攻他，只要有谁用那长长的木棍敲响了瓦罐他就认输。结果呢，不用说那老和尚是不会输的。
他自己也很老了，却有着一种不应为老人所有的洪亮的语声，而且那样喜欢谈着与武艺有关的事物。但我那时是一个孩子，不知人间有许多不平，许多不幸，对于他那些叙述仅仅当作故事倾听，并不曾幻想将来要扮着一个游侠骑士，走到外面的世界去。我倒更热切地听着关于山那边的情形。他曾到很远的地方去贩卖过马。山的那边，那与白云相接并吞了落日的远山的那边，到底是一些什么地方呢，到底有着一些什么样的人和事物呢，每当我坐在寨门外凝望的时候，便独自猜想。那个老人的叙述并不能给我以明确的观念和满足。渐渐地他来得稀疏了。大概又过了几年吧，听说他已走入另一个世界里去了。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
最后我看见自己是一个老人了，孤独地，平静地，像一棵冬天的树隐遁在乡间。我研究着植物学或者园艺学。我和那些谦卑的菜蔬，那些高大的果树，那些开着美丽的花的草木一块儿生活着。我和它们一样顺从着自然的季候。常在我手中的是锄头，借着它我亲密地接近泥土。或者我还要在有阳光的檐下养一桶蜜蜂。人生太苦了，让我们在茶里放一点糖吧。在睡眠减少的长长的夜里，在荧荧的油灯下，我迟缓地，详细地回忆着而且写着我自己的一生的故事……
但我从沉思里惊醒了。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梦啊。在成年和老年之间还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我将用什么来填满呢？应该不是梦而是严肃的工作。
第一部分：似是故人来老同学
孙犁
老同学在旧官场，混了十几年，路途也是很坎坷的，过去，恐怕从没有想过投稿这件事。现在，踏入这个新门坎，也会耕之耘之，自得其乐的吧。
赵县邢君，是我在保定育德中学上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当时，他是从外地中学考入，我是从本校初中毕业后，直接升入的。他的字写得正整，古文底子很好，为人和善。高中二年同窗，我们感情不错。
毕业后，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则因为家贫，无力升学，在北京流浪着。我们还是时有过从，旧谊未断。为了找个职业，他曾陪我去找过中学时的一位国文老师。事情没有办成，我就胡乱写一些稿子，投给北平、天津一些报纸。文章登不出来，我向他借过五元钱。后来，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回老家去了。
他家境虽较我富裕，也是在求学时期。他曾写信给我，说他心爱的二胡，不慎摔碎了，想再买一把，手下又没钱，意思是叫我还账。我回信说，我实在没钱，最近又投寄一些稿件，请他星期日到北京图书馆，去翻翻近来的报纸，看看有登出来的没有。如果有，我的债就有希望还了。
他整整用了半天时间，在图书馆翻看近一个月的京津报纸，回信说：没有发现一篇我的文章。
这些30年代初期的往事，可以看出我们那时都是青年人，有热情，但不经事，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和做法。
从此以后，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那五元钱的债，也一直没得偿还。
前年春夏之交，忽然接到这位老同学的信，知道他已经退休，回到本县，帮助编纂地方志。他走过的是另一条路：大学毕业后，就在国民党政权下做事。目前处境不太好，又是孤身一人。
我叫孩子给他寄去二百元钱，也有点还债的意思。这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我又想给他介绍一些事做，也一时没有结果。最后，我劝他写一点稿子。
因为他曾经在旧中华戏曲学校任过职，先写了一组谈戏的文章寄来。我介绍给天津的一家报纸，只选用了两篇。目前谈京剧的文章很多，有些材料是重复了。
看来投稿不顺利，他兴趣不高，我也有点失望。后来一想：老同学有学识，有经历，文字更没问题，是科班出身。可能就是没有投过稿，摸不清报纸副刊的脾气，因此投中率不高。而我给报纸投稿，不是自卖自夸，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何不给他出些主意，以求改进呢？从报上看到钱穆教授在台湾逝世，我就赶紧给老同学写信，请他写一篇回忆文字寄来，因为他在北大听过钱的课。
这篇文章，我介绍给一家晚报，很快就登出来了。老同学兴趣高涨，接连寄来一些历史方面的稿件，这家报纸都很快刊登，编辑同志并向我称赞作者笔下干净，在目前实属难得。
这样，一个月能有几篇文章发表，既可使他老有所为，生活也不无小补，我心中是非常高兴的。每逢把老同学的稿子交到报社，我便计算时日，等候刊出。刊出以后，我必重读一遍，看看题目有无变动，文字有无修改。
这也是一种报偿，报偿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