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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瓦特到海军服役，这又是一个纯男性的世界，在服役期间，他仍持续认为自己是个女人，也一再地在同性恋行为中扮演女性的角色。
退役后，瓦特到哈佛大学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帕蜜拉小姐，帕蜜拉是个双性恋者，事实上，喜欢同性恋甚于异性恋。她了解同时也接受瓦特的性偏好，她说她愿意替瓦特筛选合适的男人，也鼓励他从事他所喜欢的性冒险。瓦特本想和帕蜜拉结婚（好让父母能早日抱到他们盼望的孙子），但最后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幻而作罢。
获得博士学位后，瓦特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柏克莱加州大学等知名学府担任教职，1962年进入史密斯森历史博物馆，并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奖助，到伦敦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社群。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表面拘谨，但却偷偷摸摸追求性享乐的时代，而它正反映了瓦特个人的真实生活。表面上，他是一个拘谨、学有专长的学者，和同事保持礼貌而不亲密的关系；但私底下却过着危险的生活，和同性恋者搞在一起，有时还偷偷参加一群异性装扮癖者的社交活动。
1975年，瓦特完成其代表作《文化中的科学：维多利亚初期》，在扉页的作者自述里，瓦特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在说话。但当书快出版时，他却已公开表明他是一个“女人”，而不得不改变其中的作者序。而该书最后也以“苏珊·慧伊·坎侬”的作者名字出版。
在这期间，博物馆的同事们好像目睹毛毛虫如何慢慢蜕变成蝴蝶般，看到瓦特如何变成苏珊。起先，他们发现瓦特开始随身携带一个小皮包，然后是穿有女人味的衣服，然后是项链……大家好像做了一场梦，醒来发现他们可敬的主任竟然已变成一个十足的“女人”。他坚持同事们改口叫他“苏珊”，而不是“瓦特”。博物馆内的一些卫道人士对他这种行径当然是如芒刺在背，觉得不宜让他太过招摇，而开始限制他的活动。
1979年，他因穿着女装被来博物馆参观的重要人士撞见，而被馆方以“无能”为由强迫他退休。原来不准备做性荷尔蒙疗法与变性手术的他，突然变得积极起来，渴望能真正拥有女人的身体。他先进行女性荷尔蒙疗法，而在1981年2月，不顾医师的反对，毅然进行变性手术。
在变成“真正的女人”后，“她”可能因本来就有的背部关节炎症状加剧，而服用过量的可卡因致死。
在死前，最后和她见面的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个女同性恋者。在她最后的日记里，苏珊透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她说：“现在（手术后）我觉得我是个女同性恋者”。当他还是一个男人时，他无法和女人发生亲密的肉体关系，但在成为女人后，却又无法和男人发生肉体关系，而变得渴望和女人做爱。
解析：
广义来说，从瓦特变成苏珊的这名男子，可以说是一个同性恋者、扮异性症者及变性欲症者；但其核心问题可能是他是一个女性化的同性恋者。
同性恋目前被称为“性指向障碍”（disorder of sexual orientation），意指将性对象“指向”同性的一种异常情形。真正的同性恋者对异性完全没有性方面的兴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性指向障碍？专家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生物学上的，特别是大脑中的性行为中枢在成形过程中出了差错，而将性的本能指向同性，某些动物实验似乎证实了这种观点。一是后天环境上的，譬如在心性发展过程中，产生性别认同混淆；或是在性探索过程中，即与同性初试云雨而习惯成自然等。
56岁的变性人（2）
本个案中的瓦特，从小就被家人视为是他哥哥吉米的“替身”，他对此心生排斥，可能造成了他男性性别认同的混淆；而在普林斯顿大学清一色男性的环境中，和同学的同性恋行为也可能造成他日后的习癖；但问题是绝大多数有同样经验的人并不会像他一样“对女人完全没有兴趣”，所以他的这种性指向障碍可能还有更基本的生物学上的原因，环境因素只是诱发他显露这种本性的催化剂而已。
从其他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环境因素所扮演的这种角色，虽然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拥有男人身体的女人”，但在家庭教养及社会道德的压力下，他一直不敢公开表露这种倾向，只是暗地里求发泄，甚至还准备和一个女同性恋者结婚，以掩人耳目。但后来为什么又公然地说他是一个“女人”呢？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他的母亲和他本欲与之共结连理的帕蜜拉先后去世，瓦特在悲伤之余曾写了一首“三个不相干女人的挽歌”来倾诉他的愁绪，其中一个“女人”指的可能就是他自己。另一个原因是瓦特当时已迈入中年，可能面临所谓的“中年危机”，他将这种“中年危机”巧妙地转化为“性别认同的危机”，心中也许有着只要成为一个女人就可以“开始崭新人生”的幻想，所以蛰伏多年的“蛹”，决然地要脱壳而出，蜕变成一个女人。
但开始时，他只是做女性的打扮而已，并不准备做变性手术（这跟真正的变性癖者不同），直到后来被博物馆无情地开除后，他受了刺激，才突然变得积极起来。
不过最令人错愕的也许是当他真正拥有“女人的身体”后，“她”还是一个同性恋者，只是性对象从男人变成女人而已，这又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他的问题并不单纯是生物学上的问题，而是先天与后天、生理与心理互相纠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我们无法确知瓦特在变成苏珊后，是否比较快乐？但可能是失望的成分居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已56岁，而非18岁，56岁的人想成为足球健将或芭蕾舞者都已嫌太迟，更何况是重新学习做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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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和她的情夫（1）
妻子红杏出墙的想法痛苦地咬啮着他的心灵，他偷偷跟踪他的妻子和同事，虽然一无发现，但被妻子背叛的执念却越来越强烈。
E君是一个已婚的中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因“绿帽疑云”——认为妻子对他不贞，而在心里痛苦着。
他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某大学的电机系，但因个性拘谨而又好挑剔，所以没有什么朋友，更不要说和异性谈恋爱了。年轻时代曾以手淫来排遣寂寞，但后来即认为这是幼稚的行为，而以举重来避免手淫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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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31岁时，他才和现在的妻子结婚，但很快就在性方面遭遇困难。他自己在性方面虽非毫无经验，不过新婚伊始，即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认为妻子在床上表现得过分热情，让他颇感惶惑与焦虑，并因此而觉得妻子是一个性欲旺盛的女人，自己恐怕无法满足她。
不久，E君即对这样的婚姻生活感到失望，认为和这样的女人结婚太草率了。无奈木已成舟，也只好将就。
结婚十年后，他妻子静极思动，对社会工作变得非常热心、活跃，不仅经常在白天外出，而且每周有一个晚上需到会员家里开会，讨论他们的工作和活动，而E君则留在家里照顾小孩。他对此虽然不太高兴，但也找不到什么反对的理由。
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到妻子聚会的会员家里，但电话却没人接，他越想越不对劲；而当天晚上，妻子又很晚才回家。E君不悦地兴师问罪，虽然妻子向他解释说是因为聚会的地点临时改变，才让他找不到人，而且变得晚归，但E君已是满腹疑云，他觉得妻子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说不定是假借聚会的名义，而在外头和别的男人胡搞。
后来，E君服务的公司因为一项特殊计划而要求E君改在晚上上班。E君觉得这是一项阴谋，因为他的一位同事——和他妻子在搞什么社会工作而定期聚会的男人——却能照常下班。E君对妻子和这位同事间的可能关系早就疑云重重，现在更加怀疑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也许是他的同事在搞阴谋，想和他的妻子能更安心地幽会，所以他才被调为上夜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