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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一切仍然很平静，直到——
9月19日、20日
在这两天里，我在4次空袭中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从这一天起开始了——
我的战时日记
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 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 还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 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约在空袭20分钟一30分钟前就响起清 脆的警报声，发出某种较短信号时，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 步行者全部躲进前面已经提到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尽管有些防空洞相当 简陋。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也是相当不舒服的！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过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从今天（9月21日） 中午起，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日 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航行在扬子江下关段的较小国家的 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离开现在的停泊处，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它 们会因轰炸受到危害，日本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 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英国和法国公民受到伤害的话，理所当 然地要由日本负责；与此相反，美国大使则带着他的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 “吕宋”号，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下 关原来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会传 染！）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今天上午9时做好了出发去上海的准备。许多美国 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 据说同样记住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自己对这情况从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 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 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 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 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 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 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有 可能被人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我还无法作 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 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
我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 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 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绝大部分来自华北地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哪 里去为好。我多么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 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很想回到华北去，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那里 也在打仗呀。于是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 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 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后的、 不是不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 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 在我对作为我客户的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一再向我提出关于 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我总是这么回答说：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 可是中国人对此会怎样评价呢？今天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的国家里遭 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 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时，我们的中国人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已快要倒塌了。于是，我 们把这肮脏的防空洞进行了整理，重新作了很好的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铺上了 地板，垒上了沙袋（今天一只空袋子价值一元钱），右边当然有入口和出口。当我们 发现一根内梁木有折断的危险时，我们没有气馁，仍费力地换上了另一根。干到这 里，一夜就过去了三分之二。为了对付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我们还在两个洞的门 口垒起了沙袋。我把全部家用药品和这期间已关闭的学校的药品都搬进了防空洞里， 还准备了用于遭到毒气进攻时的浸醋绷带。从上午11时起，食品和饮料就已经放在 篮子里和热水瓶里准备妥当，可是现在已经是下午3时30分了，那些日本鬼子还没有 在天空出现，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他们已经发出严厉警告了，怎么会不来呢？我想， 他们总不会是因为看见我挖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才不来的吧。我打开收音机，听到 这么一条消息：“上海有雨！”这就是日本人不来的原因吗？这不正好吗？我为什 么要着急呢！我宁愿丢脸，也不愿意日本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还是没 有把握。
9月22日
我又十足地赢回了我的面子，尽管这次我对面子问题已毫不介意！日本人在今 天开始了他们宣布的狂轰滥炸——就是说推迟了一天。从上午10时30分至中午12时 15分，从下午 l时15分至2时30分，我们又遭到了相当严重的轰炸。除了来我处做客 的克莱因施罗特外，在我的防空洞里蹲有约28个中国人，其中我自己认识的还不到 14个人。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一个邻居鞋匠，在和平时期我与他对鞋子的价格从不能 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他总是把自己返还给佣人的扣头也计算在内，可是我只是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我的防空洞并不比其他防空洞好多少，但它是在一个德国人的名下 建成的，因而想必是特别牢固的。今天我还经历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空袭。我的中国 人，他们全都一声不响。如果没有克莱因施罗特和我说话，防空洞里就根本听不到 说话声。有人会说，人就是这样慢慢地习惯战争的。可是这话在此时并不完全正确。 我们一再极度紧张地注意倾听着空袭者突然俯冲的呼啸声，分分秒秒地等待着落下 的炸弹声。今天的情况十分严重，肯定投下了许多炸弹。后来我们不再计数了。大 地在颤抖，爆炸声一个接一个，间隔时间很短，我们觉得所有投掷的炸弹都是冲着 我们来的。但据我后来查明，这些炸弹都落在离我们的房子比较远的地方。
当信号（长信号）宣布第二次空袭结束后，我就坐车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 目标特别针对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那里还有中央广播电台的行政机关及播音室。电 台今天上午曾请我们去收取一笔欠款，幸运的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使韩（湘琳）先生和 我没有能去成。否则，我们会正好在轰炸的时候到达那里。我仔细查看了轰炸的走 向。第一批炸弹坑就在距离施罗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汉口）约200米远的地方， 直径约6米，深2米一4米。现场和战壕周围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施罗德家房子西边 的窗玻璃全被气浪震得粉碎。除此以外，我没有看到其他损失。在第二批扔下的炸 弹中，有一枚落在铺有石子路面的繁华街道即中山路（译注：疑是中山北路）上，就 在紧靠我们称之为“巴伐利亚广场”（译注：即山西路广场）的交叉路口，离德国大 使馆不太远。这个弹坑立即被填没，看来这枚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