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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在北京和青年时的女友结为伉俪。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其间只有一次短暂的 中断。刚到北京时，他在一家汉堡的公司工作。1911年，他转到西门子代表处，地 点仍然是北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协约国的压力下于1917年对德国宣战， 但是这段时间拉贝仍然留在北京。他很有策略地让中国官员相信，战争期间继续由 他来经营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
但是在1919年，中国在英国的压力下，将拉贝和其他德国人遣返回国。当时在 中国，人们是不希望看见来自德国的竞争对手的。仅仅过了一年，拉贝又上路了， 他途经日本，回到了中国，为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重振旗鼓，不过这一次他以一家 名义上的中国公司作掩护开展业务，直至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正式开 张。开始的时候他在北京和天津工作。从1931年起，他担任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经 理，那时南京已经是中国的首都了。1938年3月，西门子洋行将拉贝召回，把他调到 西门子在柏林厂家的管理部门工作，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对他委以重任。拉贝65岁退 休，两年后去世，那是1950年1月5日。
如果约翰·拉贝没有在半年的时间中，一边兼顾洋行的日常业务，一边将个人 的安危置之度外去拯救25万中国人，那么以上介绍的生平就是一个普通海外商人的 生平，没有什么不同凡响，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
南京市把约翰·拉贝先生看作是仁爱的典范，将他的墓碑安置在城市的一个纪 念馆里。（译注：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97年5月，拉贝的墓碑 由柏林运往这里）
谁要是以为中国没有仁，那就大错特错了。
弟子樊迟问他的老师孔子：“何谓仁？”“爱人。”孔子答曰。
孔子哲学的道德伦理核心就是仁，因此他一再反复提及这个概念。就对人的要 求而言，孔子所教导的，以及中国人民2500年来所领悟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约翰·拉贝是一个质朴的人，只要能做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他就已经心满意足 了。他乐于助人，谦逊可亲，充满理智，恢谐幽默。这后一点尤其体现在艰难困苦 的时期，他总有办法让自己心平气和地与别人达成共识。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相 处随和。如果他有什么不满要记在日记里，他总是会在后面加上“其他人也同样如 此”或“别人比我条件还差”等诸如此类的句子。他在日记中提到的经常是一些身 处困境中的人，他是如何努力去帮助他们的。他把帮助危难中的人看作是自己的职 责，这也是他和周围的人的不同之处。
拉贝在中国有很多朋友，其中有德国朋友，也有外国朋友。他能说一口纯正的 英语，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了；不过他要写起法语来也是无懈可击的。他写了很多 书，大部分是关于他在中国的生活，书中还配上了照片和别致的幽默画。他的书大 多是纯个人的记录，从未发表过，虽然只是手稿，却装订成册。对中国的艺术，他 谈不上精通，可也略知一二。他在文学、音乐和科学研究领域没有专长，但是念上 几首感伤诗却能使他泪流满面。他心肠软，但却不外露。他是一个实干家，处理所 有的实际工作都非常得心应手。他对政治的兴趣平平，可以讲，他只对与中国、德 国对华贸易和德国的亚洲政策有关的政治有些兴趣。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一直以为希特勒是要和平的。1934年，他在南京建起了一所德国学校， 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上学，他的女儿那时已经完成了学业，儿子在德国南部的 一所寄宿学校念书。作为这所德国学校理事会的理事长，他必须得到帝国当局和德 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批准，申请教师和教学经费，为此他于1934年加入了国社 党。
他质朴忠厚，富于理性，幽默风趣，平易近人，广受称誉，却从不招摇；他以 仁爱之心待人，以仁爱之心待中国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救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日夜操劳奔波，不仅随时随地帮助别人，在救助过程中同时还能审时度势地处理 政治事务，表现出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得体的外交手腕；他同美国朋友密切合作，经 常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处在日本占领军下的25万中国人提供相对安全的保护。在当 时那样的情况下，拉贝竟然还能安排出时间来记日记，简直不可思议。
他的朋友对他交口称赞，中国人把他奉为圣人，就连遭到他不断抵制的日本人 也对他敬重三分。尽管如此，他仍然保留了自己以往的谦逊品质。但要是路遇不平， 他的和蔼与温和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就会勃然大怒。他曾不容抗辩地用德语痛 斥企图强奸妇女的日本士兵，把卐袖标举到日本兵的眼前，揪住他，把他扔出院子。 听说他在家里也一直保持自己家长的权威形象。
他虽然谦逊，但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点儿虚荣心，例如身着燕尾服，胸别各种奖 章，在柏林名摄影师的镜头前摆姿势弄表情。这一点还表现在《远东新闻报》的编 辑把拉贝自鸣得意的幽默话语删掉的时候。
拉贝1908年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是威廉二世皇帝统治时期。1919年他短期回国， 此时德意志帝国已处在共和国时期，但动荡的局势还没有平定下来。在汉堡，他看 见一个人被暴徒殴打倒地，他的性格驱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来，结果他也遭到了 殴打。
在柏林，西门子工人上街罢工的时候，他看见街上架起了机关枪，于是从那时 起他开始记日记，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一个嗜好。但是他的夫人并不怎么欣赏这个 嗜好，因为下班回家后，家里人常常会因为他记日记而和他说不上几句话。从他的 日记里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他有一种忧虑，担心在动乱的年代日记可能会丢失。对他 来讲日记是一笔珍贵的财富，里面记录了他的时光和他的生命。
对在柏林的岁月，他是这样记录的：
接着发生了暴乱。我对家乡的政治局势一无所知，因此也就看不出个所以然。 后来我才明白，当时德国的实际情况比我自己感觉的要糟糕得多。我的左边是施泰 因广场音乐厅，里面是帝国国防军；我的右边是乌兰德大街的跑马场，里面驻扎的 是共产党人。到了晚上，双方交火对射，我只好和家人从卧室跑出来，在走廊上过 夜。柏林的日子很不舒服，那一段时间正好是总罢工，技术救援组织到处出动，填 不饱肚子的女大学生沦为娼妓，歌剧演唱家图几个施舍任人包唱，投机商囤积居奇 造成商品短缺，买荤油要凭票，西门子内部甚至还有专买皮靴后跟的票券。我是该 领的票都领了。布伦德尔是我西门子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他有一次告诉我，西 门子城里有个地方可以买到各种豆子，价格便宜。我买了两大袋豌豆想带回家，但 偏巧赶上下雨，一路上又没有有轨电车，慢慢地袋子被雨泡软了。结果到家的时候， 豌豆只剩下了一半。我是一点也不适合于在柏林生活！
在电车上，一个姑娘饿昏过去了，我把我的食物分给了她一部分。在那个人人 日子都不好过的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一直记忆犹新，西门子在上 海办事处的会计布朗先生回国休假，邀请我和布伦德尔，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一块儿 去波茨坦广场旁边的普绍酒馆喝杯啤酒，就酒吃的是他从老家巴伐利亚带来的小吃 ——白面包、香肠和黄油。当时在旁边有一个8岁左右的小姑娘，用围裙捧着火柴， 每盒要一个马克。我们酒足饭饱之后，布朗把剩下来的食物全部送给了这个小姑娘。 小姑娘突然大声哭了起来，将围裙里的火柴全部抛撤在地上，如获至宝似的捧着食 物奔向正在门口等候的母亲。我们的啤酒顿时索然无味了。
当我得到消息，可以重新回到中国发挥我原有的作用时，我不禁轻舒了一口气， 我想别人不会为此而责怪我吧。
此行到中国，拉贝一待就是20年，中间只有两次回国，第一次是在20年代，另 一次是在1930年，这一次回国是为了治疗感染引起的疾病。这次回到中国他被任命 为西门子驻中国新定首都南京的办事处负责人。在这之后他再次看到德国是1938年3 月，西门子洋行召他回国，把他送回了家。
南京从1927年起成为中国首都，1937年时，约有130万人口。西门子洋行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