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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经永远地走了，再多的眼泪也只是徒劳，只是愚蠢，而我却只能垂泪。克里斯蒂娜扶着我不让我倒下，良久良久，却没说一句话。
我挣开她的怀抱，她的双手依旧搭在我的肩头，长满老茧的手掌粗糙却很温暖。或许，人生如手掌，一次次痛了，就长出一个个茧子，变得坚硬，而人一次次痛了，就会变得坚强。可我不想变成这个长满了老茧的人。
世上的人分为许多许多种，比如翠丝，她经历了痛苦煎熬，遭受了背叛，却依旧愿意为自己的哥哥献出生命；比如卡拉，她原谅了开枪射穿她弟弟头颅的人；再比如克里斯蒂娜，她的朋友一个个离她远去，她却依旧敞开心扉，结交新的朋友。我眼前也有另外的选择，这些选择比我已做出的要鲜艳夺目，勇敢坚强。
我睁开眼睛，伸手把瓶子递给她。她接过瓶子，放进兜里。
“我知道齐克在你跟前还是有点怪怪的，”她边说边抬起一只胳膊，“但你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你要是愿意，我们还可以学友好派的姑娘那样互换手镯。”
“这个还是算了吧。”
我们一齐走下楼梯，走进街道。太阳隐在芝加哥那一栋栋大楼之后，远方传来火车在轨道上飞驰的声响。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抛开我们曾经在乎过的一切，而我觉得这无所谓。
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种勇敢。勇敢有时需要我们为了更崇高的事业或是为了别人奉献生命，有时却需要我们为了更伟大的事放下你所有的知识和记忆，放下你爱过的所有人。
可有时候，勇敢没那么惊天动地。
有些时候，勇敢只不过是咬紧牙关挺过痛苦，做完一天天的工作，缓缓地朝着更好的日子迈进。
此时我需要的，恰是这样的勇敢。
终曲 两年半后
伊芙琳站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这里的地面已被来来回回的车轧得有些旧了，边界地带的人们或搬进城市，或从城市离开，前基因局基地的工作人员通勤也常常过这条界线。她站在一个洼处，手中拎着的包搭在腿上。看我过来了，她就挥挥手跟我打招呼。
她钻入卡车后，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亲，我没有阻止她。我感觉到自己的脸上爬上了一抹微笑，于是就一直笑下去。“欢迎回来。”我说。两年前，我让她选择，之后不久她和约翰娜达成和平协议，她离开这座城市。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芝加哥的变化翻天覆地，我觉得她的归来对这座城市早已没什么害处，她自己也这么想。虽说时间过去了两年，她反倒年轻了许多，脸庞变得圆润，笑容也更加灿烂。看样子，时间帮了她不少。
“你日子过得怎么样？”她问。“我……我还好。”我说，“今天准备撒她的骨灰。”我看了看摆在后座上的骨灰盒，仿佛它也是车上的乘客。有好长时间，我一直把翠丝的骨灰放在基因局的太平间，我不知她想要怎样的葬礼，也不知我能不能撑到参加她的葬礼。可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若派别制度还在，今天应是“选派大典”。在这个日子我也该向前看，向前迈出一步，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步。
伊芙琳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看着田地。那原本被围在友好派总部，与外界隔开的庄稼现已延伸开来，延伸到城市周围大片长草的地方。我偶尔会想念那片荒无人烟的空旷之地，这一刻却不介意穿梭在一排又一排的玉米或小麦里。农田中穿梭着劳作的人们，他们穿着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衣服，手中拿着前基因局科学家发明的手提设备，仔细地检测土质。
“没有派别的日子感觉如何？”伊芙琳问。
“再普通不过。”我冲她微微一笑，“你肯定会爱上这边的日子。”
我把伊芙琳带到我住的公寓。我住在河的北面，楼层不高，但透过一扇扇窗子，我还是可以看到一大片楼房。我算是新芝加哥城最初定居者中的一个，也就有机会自由选择住所。齐克、桑娜、克里斯蒂娜、艾玛尔和乔治选择住在汉考克大楼较高的楼层，迦勒和卡拉已搬到千禧公园附近的公寓套房，我住在这儿主要是因为这里的风光很美，而且离我从前的两个家都很远。
“我邻居是个历史学家，他是从边界地带那边来的。”我摸索着口袋，寻找钥匙开门，“他把芝加哥叫作‘第四城市’——因为很多年前，这座城市被一场大火烧毁了，后来又被‘纯净基因战争’再次焚毁，我们是第四批打算在这里定居的人。”
“第四城市。”我推开门时，伊芙琳重复着，“我喜欢。”
我的屋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只有一个沙发，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间厨房。阳光洒在湿地对面那栋楼的窗子上，闪闪烁烁。一些前基因局科学家试图让河流和湖泊恢复它们曾经的面貌，只不过尚需时日。变化和愈合一样，需要时间。伊芙琳把包扔在沙发上：“谢谢你让我先在这儿住些时日，我尽早找房子搬出去。”
“没事。”我说。可一想到她要住在这里，拨弄着我那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具，穿梭于我走过的走廊，我便有些莫名的不安，可我不能永远疏远母亲，更别说我还向她承诺过，一定会努力修补我们之间的关系。
“听乔治说，他要找些人帮他训练警察部队，你没过去看看？”伊芙琳问。“没有。我说过，今生今世再也不想碰枪了。”“也对，你现在靠说话吃饭了。”伊芙琳皱了皱鼻子道，“你也知道，我不怎么信任政客。”“你要信任我，我是你的儿子。”我道，“反正，我不是什么政客，至少现在不是，我只是个小助理。”她坐在桌子旁边，环视四周，眼神中流露着机警，又带着些焦躁，像猫一样。“知道你父亲去哪儿了吗？”她问。我耸耸肩：“听说他走了，没问去了哪儿。”她用手托着下巴，道：“你就没有什么话跟他说吗？哪怕一句话？”“没有。”我一面说一面来回转着手中的钥匙，“我只想把他留在身后。他就该被抛在身后才对。”
整整两年了。两年前，我们在千禧公园里面对面站着，当时大雪纷飞。那时候我意识到，这个男人给我带来的痛苦，“够狠市场”里当着无畏派的面对他那一通痛揍也无法抚平，吼他或是骂他同样无法抚平，我面前剩下的只有唯一一个选择，那就是放手。
伊芙琳眼神奇怪，似乎在搜寻什么似的看着我，接着她穿过屋子，打开刚刚扔在沙发上的包，拿出一个用蓝色玻璃制作的雕塑。那尊雕塑宛若奔涌而下的水凝固在某一时刻。
至今我还记得她把这尊雕塑给我的时候。当时我很小，但还是知道母亲给我的东西是无私派的禁忌之物，它没有什么用处，也因此被无私者视为自我放纵的东西。我还问过她这雕塑有什么用处，她说它表面上没什么用，但它可以改变这里，她说着伸手摸了摸自己心的位置。美丽的东西有时候能改变我们的心。
很多年来，这尊小小的雕塑都是我无声反抗的象征，告诉世界我并不心甘情愿做一个顺从、谦恭的无私派小孩。它还诉说着母亲的反抗，尽管当时我一直以为她早已离世。当年我把雕塑藏在床底下，就在打算离开无私派的那天，我把它摆到桌子上父亲看得到的地方，想让他看到我的力量，看到母亲的力量。
“自你走后，我看到它就想起你，”她把雕塑紧紧贴在腹部，“想起你有多勇敢，你一直以来有多么的勇敢。”她浅浅一笑道，“你可以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毕竟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我没有说话，生怕一旦张口，声音就不再镇定，我能做的只有冲她笑笑，又点点头。
春风带着些许寒意，可我还是打开了卡车的窗子，这样我就能在胸腔里感受这风，任它轻轻刺着我的指尖，提醒我寒冬还未远去。我停在“够狠市场”附近的火车站台上，从后座取出骨灰盒。银色的骨灰盒简单素雅，上面没有什么雕刻。盒子不是我选的，是克里斯蒂娜选的。
我走过站台，朝已经聚在那里的一小群人走去。克里斯蒂娜和齐克站在一起，桑娜在他们身旁坐在轮椅上，腿上还盖着一条毛毯。她现在坐的轮椅比以前那辆更高级一些，轮椅的后面没有了把手，她也可以更方便地调整座椅。马修站在站台边上，半个脚已站在台沿外头。
“嗨。”我走到桑娜身边时和他们打了声招呼。克里斯蒂娜冲我微微一笑，齐克拍了拍我的肩头。尤莱亚只比翠丝晚去世几天，可齐克和哈娜在他走后几周后，就在亲朋好友的谈笑声中把他的骨灰撒进了大峡谷。我们朝基地深坑喊着他的名字，让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