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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叔出事，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消息是李前主任告诉我的。事后我才知道，您给他打完电话，他随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了这情况。他知道，在我心里，劳叔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是真把劳叔当“父亲”来对待的。他也清楚，许多前辈和领导对我都不错，但是真正把我当“女儿”来看待和交往的，也只有劳叔。在电话里，他还告诉我，您将在第二天一早赶回省城向他汇报情况。他之所以要告诉我这个，是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在那天的上午，要由我陪他去医院检查身体。这样，我就得知了您向他汇报的准确时间和地点，才会那么准时准点地赶到那片白杨里去等候您。这里并没有别的机巧。
听到劳叔出事，我当然心如刀绞。那晚，我差一点要连夜赶到陶里根去探个虚实。我不相信劳叔会出事。他这一生曾多次跟死亡擦肩而过。他这人乐于、也精心于处置自己的生活。我绝对不相信，像他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就这样“轻易”地离开这个他无比热爱的人世。一时找不到去陶里根的车，是我当晚没成行的重要原因。当然，如果我一定要找，我还是可以找得到的，我可以强令一些朋友，开着他们的私家车，把我送到陶里根。但我最后没下那样的决心，就是因为经过再三权衡，我觉得我必须留下。比起赶紧去探望一下已然出事了的劳叔，我觉得更重要的恐怕应该是怎么保证他在陶里根所做的那件“伟大”的事情能有一个合乎他愿望的结局。对不起，这里，我用了“伟大”这个字眼儿来界定劳叔在陶里根的行为，以后，我会向你们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也就是说，当时我觉得，阻止您向李敏分汇报——如果阻止不了，也得向您及时发出警报，让您在向他汇报时有所保留。这是比任何一件事都要重要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您从陶里根、从劳叔那儿到底带回了一些什么情况，我也并不太清楚您当初到底又是带了个什么样的具体任务去陶里根见劳叔的，但我觉得．您代表省厅组织去看他，劳叔一定会极其认真地对待您的：我知道，在陶里根的那几个月里，劳叔一直感到很孤独。他不止一次向我讲过他的这种“痛苦”。多少年来，他虽然有时在单位里表现得很“孤傲”，很“不驯服”，很“特立独行”，让一些领导总觉得他是个刺儿头，不敢、也不愿意重用他。其实他这人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一生都“在组织”，“在集体”。从他的内心来说，他特别看重这个。组织”和“集体”。也就是说，他既像当代的许多年轻人那样．非常讲究“自我”，追求着一种“自我”，但他又特别看重“集体”和“组织”，尤其在“计较”着这个“组织”和“集体”对待他的态度。这是他一生做人最大的矛盾所在，也是他始终更改和泯灭不去的“人生烙印”。因此，组织上一旦派人去看他，他一定会十分的兴奋和激动。虽然表面上他仍会表现出某种矜持，或冷漠，但实际上他会是感激的。所以，我相信在出事的最后一刻，如果他明显预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可能再活下去了，他会跟您说一些他不能跟其他人说、也没来得及跟任何人说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我觉得恰恰是不能让李敏分知道的。
“为什么？”邵长水问，“劳爷的死，跟这位李前主任有关系？”
“那倒不是……”曹楠迟迟疑疑地答道。她的迟疑让邵长水觉得，这里头可能还隐着什么难言之隐。
“那是什么问题？”邵长水又问。
“……”曹楠又迟疑了一下，深深垃吸了口气，这才又往下说道，“他从来就没支持过劳叔．一直对劳叔去陶里根的行为表示不理解，甚至觉得他这么干，特别幼稚．特别的不成熟……”
“这很正常，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赞或蒡爷这么干的。包括我们机关里的那些同志，都对劳爷的做法表示不理解。我想他们都不会同意你把劳爷去陶里根的行为说成是一个什么‘伟大’的行为。”邵长水说道。
“所以你们……”
“我们怎么？”
“没怎么……”
“所以我们跟李敏分都是一路货。是吗？那天晚问还发生了什么事？我相信你不会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大清老早地赶到李敏分家来堵我的。”
“是的，那天晚上我还跟李敏分大吵了一场。”
“你跟他干仗了？”
“是的。狠狠地干了一仗。”
“为什么？”
“您老说我大清老早地赶到那儿去堵您，其实不是……您见到我的时候，我脸色是不是特别难看？”
“是的……”
“那天，我根本就不是赶过去的，干脆就是在那白杨林里待了大半夜。”
“怎么回事？”
“那天，李敏分给我打完电话后，我就去他那儿了。当时我的确非常难过。我没法独自待在码头街那个小屋里，我急着找车想去陶里根。他把我狠狠骂了一通。他说你去干吗？添乱呢？我冲他大声喊叫，说在劳叔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没能帮他一把。现在劳叔死了，让人谋害了，我要去看他。他也冲我喊叫道，你怎么知道他是被谋害的？别乱说一气。你给我冷静一点。现在人都已经死了，哭有啥用？喊叫又有啥用？然后他就把劳叔狠狠数落了一通，说他压根儿就不该去陶里根出这个风头。说他的死，压根儿就不可能是谋杀。他说我其实并不了解劳爷。他说他总想跟别人不一样。磕磕绊绊过了这一生，一直都没真正吸取教训。因为没能充分实现他自己的这种‘不一样’的追求，到后期，他内心都有些变态了。所以，很难说得准，他这个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听他这么说，我完全忍受不了了，就跟他干了起来……后来他索性说我也是个变态。我就跑了出来……”
“然后……然后……你就一晚上没回码头街？”
“是的……我走到大街上……然后又回到白杨林里……回到白杨林里，然后又走到大街上……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去敲李敏分家的门，想告诉李敏分，劳叔肯定是被人谋杀的。在他被害以前，我们没能制止这样的谋杀，没能从根本上帮助他。现在他死了，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救救更多像劳叔一样的人……但是每每走到李敏分家门前，我伸不出手去再敲他的门=我害怕再看到他说劳叔内心变态时的那种眼神，害怕再看到他说我也是个变态时，眼睛中包含着的那种轻蔑。”
“你就这样在外头整整转了大半夜？”
“是的……”
“……你可真是劳爷忠心耿耿的好‘闺女’。有你这么个好‘闺女’，他老人家死也闭得上眼了。”
“可那又有啥用呢？”
“好，我们既然已经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么我想直截了当地问一句，为什么你会那么肯定地认为劳爷是被谋杀的？你拿到什么证据没有？”
“没有。”
“那你做出这样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劳叔在事发前一个多月．就对我说过。他说，假如有一天他在陶里根突然出事，那一定是被谋杀的……”
“他说了理由了吗？”
“没有。”
“你也没追问他？”
“我问了。”
“他怎么回答你的？”
“他说，你不该知道得太多。知道得越多．对你越没好处。”
“你就没再往下问了？”
“他都这么说了，我还问啥？”
“可是……你应该知道，在出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在陶里根已经停止所谓的调查活动了……对谁也构不成威胁了……”
“是的，他跟我谈过这一点。他说他必须要转向了，否则在陶里根就待不下去了。”
“他没转向前，人家都没谋害他；转向后，为什么还要谋害他呢？”
“这大概就跟我有关了……”
“怎么又跟你扯上了？”
“后来我如果不把祝副市长写的那份材料交给劳叔，他就不会出这样的事。”
“你的意思说，那些人害他，是因为他藏着祝磊的那份材料？”
“是的。劳叔跟我说过，材料转到他手上后，有人匿名给他打过电话，威胁他，让他把材料交给他们。”
“那些人怎么会知道这份材料到了他手上的呢？当时不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这档子事吗？”
“是的……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这些家伙怎么会知道材料转到了劳叔手上的呢？想得我都快疯了。头疼得跟要爆炸似的，一下子吃三四片止痛片都止不住……”
“你跟另外的谁说过这事儿没有？”
“你想，我能到处去乱说吗？”
“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曹楠把头低了下去，脸上同时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恍惚不定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