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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来提审这个“副市长”，让他交出这份“涉及党内重大机密”的材料。“副市长”那天却一改往常的态度，矢口否认写过这样的材料。这两个中年男人带人上监室搜了个底儿朝天，也一无所获，甚至还把“副市长”带到一个空屋子里，悄悄地对他动用了一点刑讯手段，想逼迫他说出材料所在，结果仍一无所获。
这份“涉及党内重大机密”的材料就这样突然地失踪了，在众多看守人员和监护人员的眼皮底下，失踪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它去哪了？有人甚至怀疑他到底写过这样一份材料没有……
但根据同监室那几个“轻刑犯”的“揭发”，他的确写过一份很长很长的材料。负责这几个监号的管教也亲眼见到过那个装着这材料的厚厚的牛皮纸信袋。那，这材料哪去了？“
死刑犯”在最后被执行前，或被改判前，是不可能见到任何外人的。他的活动天地也就在监室这小小十几平米的方寸之内。况且二十四小时都有人跟他生活在一起。即便这些监候者有打盹疏忽的时候，监室内还安得有监视摄像头，二十四小时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可以说是众目睽睽。众目睽睽之下，这材料怎么可能就此不见了？即便烟消云散，那也总得留下一点烟迹和云踪啊。但是，偏偏踪迹全无，完全彻底地蒸发了。这也让人太匪夷所思了。
一天多后，同室的轻刑犯在帮“副市长”擦澡时，发现他两臂内侧临近腋窝处，出现两个乌黑的淤血块，好像是有人用金属般坚硬的东西，在此处用力夹击过。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小孩，此处的肌肤最娇嫩，神经元也比较集中。他们悄悄地惊问他，这是谁整的，下手这么狠？！他却只是笑笑，摇摇头说，没事，没事，是我自己一不留神磕的。
如果材料不见了，人再被处决了，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天下因此也就“太平”了。现在人将被推迟处决，一切遗留问题都将重新摆到相关人士面前。命运之火将重新煎熬某些人。为了保存自己，他们绝不会放过一切在这关键时刻蓄意要跟他们作对的人的。其中当然也会包括他，劳东林。
他知道自己这段时间来在陶里根所干的一切，最终是瞒不过这些人的。他们最终是要跟他“摊牌算账”的。到底会在什么时候跟他摊牌、采取什么方式摊牌，他现在当然还不清楚。但是，最高院方面的最新决定必将促使这人加快跟他摊牌的步伐。这一点，他是充分估计到了的。
怎么办？
这时刻，他需要一点时间，冷静下来考虑一下。
一定要冷静。千万要冷静。
……风轻轻掠过会所后头那片柞树林，这使得傍晚时分的这座精英会所显得越发的寂静。邵长水面前的这杯黑咖啡只象征性地喝了一两口，而劳爷跟前的那一杯，却已经续过两回了。续过两回，他俩还一句话都没说哩。邵长水没开口，是自从进了这大屋子以后，他立刻觉出劳爷除了疲惫，还显得有些神不守舍，有些心烦意乱。在没有搞清劳爷如此烦躁的原因前，他不想贸然开口，怕按错了哪个“按钮”，一下惹爆了这个颇有些个性的老家伙，反而把事搞砸了。前不久，曾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当时省厅办公室的新任主任，带手下两个工作人员，也上陶里根来找过劳爷。当时，那位主任是奉命来向劳爷索要一批文字资料的。“老家伙”干几十年刑警，有一个难得的长处：天天记日记。记“破案日记”。坚持二十多年，这些文字的价值就不得了了！无论从它的文献价值，还是对当前刑侦工作的实际指导意义上来看，都可以说是极其珍贵的，无法替代的。正因为如此，省公安厅和省刑侦总队的领导一直在动员说服“老人家”能把这些“日记”交出来。他们也一再向“老人家”保证，日记里但凡涉及他个人生活隐私的，组织上一定加以妥善处理，或删，或改，怎么删，怎么改，都由他自己决定；甚至还答应付给他一笔相应的“资料费”或“教材费”做补偿。需要的话，还可以从政治部宣传处调一名“笔杆子”来帮他做文字方面的整理工作，等时机成熟，再由组织出面，上外头找一家可靠的出版社，帮他正式出版这本“日记”。（当然不以日记的形式和名义出。至于到底以什么名义和形式出版，到那时候再说。）按说，这么做，于公于私，都是件双赢的好事。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这件事情上，“老家伙”却一直跟领导虚与委蛇地对付着，周旋着，既不说自己真有这么个“日记”，也不说没有；既不说把它提供出来，也不说不提供。那天，那位办公室主任等一行三人，长途驱车数百公里，从省里赶到陶里根，把老人约到江边一家高档饭店的高档包间里，冷拼热炒，划拉了一大桌；临了，又专门上了一道“鲍鱼拌饭”。点这道名菜时，主任真犹豫过。最好的鲍鱼拌饭，一例就得五百多。一般的也得三百多，当然也有一百多的。由于这一回是厅领导亲自交办的差使，别说点一例鲍鱼拌饭，就是点个三例五例，回去肯定也都能报了。总的原则是不能怠慢了这“老家伙”，得把“日记”搞到手。这一点，这位新近提起来的办公室主任，虽然年轻，但还是明白的。但是，这段时间以来，厅里的办公经费和办案经费相当紧。同志们外出办案，都得自己掏腰包先行垫付差旅费。医药费也只给报一部分。这些窘况，作为办公室主任的他，自然是清楚的；想到这里，他一咬牙，给“老人”点了一例五百多的，给自己和两位随行人员各只要了一碗价值十五六元的乌鱼蛋酸辣汤。没曾想，这一下可把老人惹翻了。他心想：朋友之间吃饭，就图个顺气合意痛快。你这是在干啥呢？！手头紧，咱们都喝酸辣汤也没啥。多年来，跟弟兄们一块儿破案追逃，蹲坑守候，一个发面饼一壶凉白开一坨干嚼面，嘎吱嘎吱，咕嘟咕嘟，夏天经受着比桑拿房还蒸人的闷热，再合着那一窝窝比大拇指盖儿小不了多些的蚊子，冬天经受着比刀子还锋利的西北风的“凌迟”……啥样的罪没一起受过？不都生扛过来了！今天你让我瞧着你们稀里哗啦喝那啥也不是的酸辣汤，我要咽得下这名贵的鲍鱼拌饭，我劳某人不成了啥了？！！你这不是明摆着在埋汰人，不想让我好好吃这顿饭嘛！“埋单！”老人马上板起脸，推开刚端上来的那例用两根鲜亮翠绿的油麦菜围衬着的“鲍鱼拌饭”，收拾起撂在桌面上的高档手机和名牌烟盒打火机，一甩手，居然就起身照直往外走了。走过账台跟前，“啪”地拍出一张银行卡，还把这顿饭的账给结了，真是一点面子也没给那位年轻的办公室主任留，整得他相当难堪，相当憋气，回去还没法跟领导交代。邵长水今天当然再不能这么干了。但不开口又怎么能摸清他这颗“炮弹”里的“装药情况”呢？真叫人左右为难。其实，劳爷心烦意乱是因为他正焦急地等着几个“朋友”的回话。刚才得知最高院方面的那个决定后，他觉得这时最重要的是得保证祝磊的人身安全。有人既然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监所去搜抄那份材料，当然也有可能派人去加害他。所以，放下电话后，劳爷立即又打了一圈电话，去探问情况。比如，有关方面对祝磊已经采取了什么保全措施、还应该采取哪些更保全的措施。更重要的是，怎么把他的一些设想传递给有权采取这些措施的那些“朋友”和“战友”那儿去。这种“传递”，还得做得比较巧妙，不能伤了这些“朋友”和“战友”的“自尊”，也不能让他们感到太为难了。
再说，他也完全明白邵长水这时想跟他说些什么。他这时根本没那个可能跟邵长水去讨论什么“公安纪律”问题。他已经为了回避这个重大的纪律问题，脱去了他不想脱的警服，离开了这个从心底里来说完全不愿意离开的队伍。他已经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价，现在，还要扯啥扯呢？这难道不也是“生不留青史名，死不溅千古血，生死两由之，天地自苍茫”么？！
不一会儿，放在茶几上的手机便激烈地震颤起来。劳爷赶紧抓起它，匆匆对邵长水说了声“对不起”，就走到一旁去接电话了。两分钟后，他回到座位上，对邵长水说了句：“今天谈不成了。咱俩改天再找个时间聊吧。”一边收拾他那漂亮的烟嘴打火机和烟盒，一边就要走人。
“劳支队长，能容我说一句话吗？”邵长水站着没动。他觉得，如果今天果真连一句话都没说上，就让他这么走了，不仅显得自己太窝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