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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长水挥了挥手，表示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它了，接着问清他们今天也是为劳爷这档子事来找赵五六的，便马上跟赵五六通报了情况，得到赵的应允，把二位带到了总队长办公室。在通报情况时，因为考虑到赵总队一会儿要亲自跟曹楠打交道，犹豫再三，还是把这些日子来对曹楠的疑惑都跟赵五六说了。赵五六倒没批评他早不报告这些情况，只说了句：“这丫头还有这么一些事呢？那倒要见见。”
赵五六跟尹自力和曹楠只谈了十多分钟，送走了他俩，就把邵长水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今天你安排时间，马上去见那个叫曹月芳的老同志。”
“怎么了？又愿意跟我们谈了？”邵长水问道。
“他们认为劳爷不可能是被谋杀的……”
“是吗？”邵长水一惊。
“你马上带个人去。做好详细记录。注意态度。别把老人吓着了。”
当天下午，省城又下起了小雨：邵长水带人再次来到曹月芳老人家的时候，曹楠已经在并不宽敞的门厅里等着了。普通的公寓楼。两室一厅的单元房。说是客厅，实际上也就是个略大一点的过道而已：上一回来，邵长水就觉得这客厅的种种陈设中总有那么一股说不上来的“非汉族”味道．比如那纹饰鲜艳的旧挂毯，洁白整齐的瓷挂盘，还有那一个个大小不等的雕花镜框，还有那个特别古老敦厚的铜茶炊……现在他明白了这里的原因了——只要仔细看一看那些镜框里夹着的老照片．邵长水就发现有好几张照片上的主人公竟然都是长裙曳地的俄罗斯妇人和身穿燕尾服，手持文明棍的俄罗斯男人。听曹月芳老人介绍，他们都是曹楠外祖母那一系列上的亲人。认真品味，泛黄的老照片还颇带了些西伯利亚旷野上那种冷冽、执著和博大的气息……
曹月芳早年也当过几天警察，可能是因为家族中的那点“海外关系”，“文革”前就被调离了公安系统；后来改行学了一门手艺——修钟表。总以为，不管世道如何变迁，城头上变换什么样的大王旗，都不能太亏了手艺人。原想，这一辈子就凭这手艺吃饭了，却不料，挡不住他为人的厚道和正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是
被上头看中，提起来当了一家钟表店的副经理，当然是负责修理部工作的副经理一直干到退休。同样爱好摆弄旧钟表的劳爷可能既看中了他那点手艺，也看中了他当年的警察出身，两人多年前就成了好朋友。至于他这么个大老爷们怎么取了个娘儿们的名字，据曹楠她爷爷解释，她这父亲生下后长到两岁多，还不会说话；后来突然开口说话，既不叫“爸爸”，也不叫“妈妈”，只叫“月芳”，而且叫个不停。管什么都叫“月芳”。怎么教他，怎么利诱和威逼相加，也扭不过他这让人“惊骇”的叫声。家里从来也没人叫“月芳”，也没人教过他这么叫过。难道这老房子里曾住过这么一个叫“月芳”的屈死女子，她的冤魂附在孩子身上了？但四下里向那些老街坊打听，却谁也记不起来有过这么一个人……这么连续叫了几个月，众人正无奈时，突然间又不叫了，正常了，“爸爸妈妈饭饭屁屁狗狗鸡鸡……”叫唤得跟常人完全一样了，全家人也就放心了。随即也就把这档子事给忘了。一直到他六岁那年，说是得替他报名上学了，取个学名吧。爷爷突然说，还是让他叫“月芳”吧。原来这么些年，爷爷一直还记着这档子事，只是没声张而已。爷爷认为，不管当时是否真有这么个屈死之冤魂附身，孩子张嘴说话发的第一个音就是这个“月芳”，应该把它看做是冥冥中的一个谕示，谕示这孩子应该叫着“月芳”度过这一生。不管这个天生的名字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祸福，都是前世注定的。就让他带着这个天生的名字，走完他一生要走的路吧。就这样，定下了这样一个完全女性化的名字……
“上一回挺对不住你们的……”老人一上来也为上一回的失礼道歉。
“没事没事。人嘛，都一样，一回生二回熟。”邵长水宽容地笑了笑道。
“真的很对不住。当时我们的确有胆怯的地方。俗话说，不摸深浅，切勿下水。还有一句老话说，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哪是十年。是三年。您别瞎夸大。”曹楠笑着纠正道。
“是十年。”老人斩钉截铁地说道，“在别处兴许三年就够了，在中国得十年。”
“如果没啥忌讳的话，能说得详细一点吗，各位前辈究竟胆怯啥呢？”邵长水微笑着问。
“嗯……”老人迟疑了一下．没马上回答，却冲曹楠挥了挥手，意思是让她回避，他想单独跟工作组的同志谈。
曹楠显然有点不大愿意“回避”，但最终拗不过父亲的意旨，只得悻悻地上外头待着去了。
正式开谈前，邵长水向曹月芳征询道：“您谈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下笔录。您不忌讳吧？”
“记吧记吧：”曹月老满口答应道．“我知道这是你们的规矩，找人谈话总是要做笔录的=不过，你们到底记了一些什么下来，最后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那当然。按规定，所有的笔录都要经当事人过目，还要请当事人签字认可才行。”
“那就好。那就好。”
十五 曹月芳的第一次讲述
老尹上午回来告诉我，说他已经当面告诉赵总队长，我们认为东林不是被谋杀的。我立马就批评了他。东林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们别急着给人下结论。说老实话，我们也下不了这个结论。这是个技术性政策性政治性都非常强的事情。我们干不了。几十年来，我参加过好多次运动。既被人下过结论，也替人下过结论。我太知道下结论这事有多重要，又有多难了。有时为了结论里的一两个字，一两句话，能翻来覆去折腾好些天，磨蹭多少个来回，耽搁一两年、两三年，有的甚至十来年都做不了结论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组织结论就是政治判决书。一两个关键字眼儿，关键的一两句话，就能给你一生定了归宿。所以这是不能含糊的。但我们可以提供情况。尽可能实事求是地提供情况。当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还不一定。因为每个人的认识都是有局限性的。端正态度，尽力而为。尽可能地实事求是，接近真相吧。
但前一阶段听说你们已经认定了劳爷是被谋杀的，所以我们都有点不大再敢跟你们谈了。怕谈出一些不同看法，被你们认为我们是在故意误导你们，是故意在阻碍破案。后来又听说，你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于是，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大胆地把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提供出来，仅供你们参考……
东林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这个结局让我非常震动，又觉得……又觉得好像挺合乎事理。我这么说，您一定会觉得我特别不近人情，不近人性。但今天我们谈话的基调不是定在了要“尽可能地接近真相”上吗？我这就是在“接近真相”。只要是“接近真相”，我什么都敢说。这也是我不愿意让另外什么人参加我们这次的谈话的原因。要是旁边再坐着一个人．就是我闺女坐着，我敢说东林这么死，挺合事理？我这么说。好像我盼着他这么死似的，要传出去，在众人眼里，我曹月芳都成啥人了？但这确实是我心里的一句实话。
东林一生不愿平平庸庸、凑凑合合地活着，这也决定了他的死也不会像常人那样平庸和平常：您可能也知道，最近在特别的一个小圈子里，流传一种说法，说劳爷是自杀的。这种说法立即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和嘲笑。他们认为东林绝对不可能是自杀的，就是遇到天大的坎儿，真过不去了。他也不会自杀。因为他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好日子过不够；遇到坏日子，他也能变着法地把它改造成好日子过，实在改造不成，他也能心安理得地（得过且过地）把它当成好日子过。几十年来，他一直千方百计地不让自己难受。在各种情况下，他的确也过得蛮开心。这是他最大的特点。这些朋友自以为非常了解他，其实不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东林在陶里根最后阶段，内心非常痛苦，非常矛盾……这些痛苦和矛盾不仅仅堆积在他外在的生活中，而且已经进入他的内心。他平生第一次遇到了这样一种既没法改造、也没法在得过且过中把它忽略过去的“痛苦”……
（邵长水插话：“那么，您是不是也认为他是自杀的？”）
这个……我先不下结论。我就说事情本身，结论还是留着你们去做。
有一回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那天还真把我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