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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只要有利于改革开放，当然可以考虑的嘛。你们要什么政策？啊？”这位以爽快、豪放和激情洋溢著称的中央主要领导回过头来问老书记。老书记虽然还是比较了解这位中央领导的，但那天还是没想到会如此泼辣爽快，当即就要跟他探讨，中央给些什么政策，就能加快陶里根的变革。一个统率全国大局的中央主要领导，这一刻在关心陶里根的前途，愿意给这么一个小破县一点政策，以利于它的发展，这可是千载万载都难逢的机会啊。当然，他也可以说一些官话套话来搪塞，但官话套话是只能应付场面，却起不了任何实际作用。这时候如果只说些官话套话，恐怕不仅起不到实际作用，还会引起这位中央主要领导的极大反感，让他感到当地官员平庸无能。但到底要一个什么政策呢？不仅是老书记，就是陪同视察的所有的同志，事先都没做准备啊。事先没人说中央领导在视察时要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啊。再说，作为高纬度地区一个工业大省的一把手，老书记和省委领导班子里的同志正为全省那么些特大型国有企业忧虑着，操心着。这些大企业曾作为共和国的长子、骄子，为共和国的起步壮大造血输氧提气。但现在，它们几乎无一不面临困境，由此而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困境逼得这些“封疆大吏”，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所以，他们一时间确实还顾不上陶里根这样的“小县城”，还来不及深入细致地思考适合这个边境小县的发展思路和特殊政策。为此，面对中央主要领导的“询问”、“追索”，老书记语塞。在场所有的大小官员也都不知所措，只知屏息静气地等待。现场气氛陡然有些紧张起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位一直在最后一排站着的年轻人，赶紧拿起一把太阳伞往前凑到中央领导跟前，一边说：“总书记，太阳光太毒了，用伞给您挡着点吧。”一边却借此机会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中央领导的视线，同时把一张小纸条悄悄塞到了老书记手里。老书记打开纸条很快扫了一眼，只见小纸条上写着三个字：“边贸权”。啊。这一点提醒得好啊。建国几十年．外贸和边贸权都是严格控制在中央手里的。外贸权和边贸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保持和保证国家高度集中统一所必须严格掌握的权力。二权高度控制在中央手里，多年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会去怀疑和挑战这个权力和政策。但是，陶里根地处边境，如果在边贸问题上给它以一定的自由度，这不就等于给它的前行增添了一副鹰的翅膀和豹子的腿脚了吗？啊，这小伙子有头脑，有魄力。老书记几乎是怀着感激和无比赏识的心情快速地去打量了一眼这个给他递纸条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顾立源……
……陶里根就是这样得到了再一次的”解放”。两个多月后。一艘满载着陶里根特产水果的铁壳船．从对岸虽然地广土肥人烟稀少、但水果仍然紧缺的兄弟邻邦处换来了满满一船我们这边紧缺的化肥。哈哈，一船水果居然换来一船化肥！赚啦！！消息传开，不异于平地一声“春雷”．成千上万个商人、菜农、果农、摊主和曾经不是商人不是菜农不是果农更不是摊主的中国人学成了商人菜农果农摊主，纷纷涌向陶里根。涌向对岸……陶里根迅速扩大、膨胀。数以十计、百计的建筑工程队开进这个县城。几乎一夜之间，存在了数十、数百年的老街老旁消失了=市区以每年一平方公里、两平方公里、三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四周蔓延。“陶里根神话”和“深圳速度”一样，在那些年里深深陶醉了、也滋润着千千万万颗盼望变革、期待淘金的中国心……
在陶里根撤县建市时，省委常委讨论陶里根市市长人选，发生了一些争论。老书记拍着桌子说：“争啥争？争啥争？这市长就是那个小顾了。”从那以后．老书记一直持别关注顾立源。也可以这么说，顾立源以超寻常的速度．仅叹十来年的时问，从一个县机关的副科长变成了代省长，除了他个人的努力以外，跟这位老书记对他的特别“关注”是绝对分不开的：因此你可以设想，老书记一旦听说了这位已然进入省委领导班子的“后起之秀”涉及了什么重大案子，他能不焦心？能不采取特别措施去把事情先整个明白？然后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挽回影响，弥补损失。要知道，虽然他已经完全退下来了，但他一旦真的要想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他的声音和要求还是可以“直达天听”的。而在顾立源的问题上，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这个省的六七千万老百姓负责，也要在政治上，对自己这问心无愧的一生负责……他必须知道，这个“小顾”，十多年来到底出了问题没有？但在闹清问题的实质前，他不便公开去做些什么，也不便去说些什么。但大树临风，不动也威嘛。
于是，他很有可能，委托自己过去的秘书暗中来操办一下这件事。
既然有这样的大背景，干不干？
劳爷问自己。最后他下了决心。
说到底，他仍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这点‘不安分’，害苦了他一生，也害他最后死在人家的车轮底下……”泉英说到最后，止不住地又哽咽起来。
……据赵五六和劳爷的妻子共同回忆，劳爷当时去陶里根，一开始并没辞职。余大头也没提出非要他辞了职来干这件事。这两位都人精儿似的，不会那么“傻”，一步就把他人和自己搁到死角里。劳爷最早上赵总队那儿去请假时是这么说的：陶里根有一家挺大的民营公司想在他退休后聘他做公司的保安经理，开出的年薪还算看得过去。他想先去探探虚实。赵总队说，别介，你现在就为退休以后的日子铺路搭桥，是不是也太超前了点？你劳大神探还担心退休后没人搭理？还非得上陶里根那大老远的地方刨食儿？他说，远不远的，反正多个机会多条路呗。深知他脾气的赵总队拗不过他，还真准了他的假，为了替他节省开支，还顺便让他捎了一点“公事”去办，以便他回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报销那点路费和住宿费。那一回，他在陶里根只待了四五天。没想到一回来就正式向总队提出辞职申请。
“为什么那回回来后就提出了辞职申请？”邵长水问。
“是啊，当时我特别纳闷。”赵五六答道。
“在陶里根的那四五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促使他下那么大的决心？”邵长水问。
“不清楚……”赵五六叹道。
“那……我再找人了解了解？”邵长水主动提议道。
“你不觉得这事没啥意思了？”赵五六打趣道。
“嗯……不管咋的，事情总不能办个半半拉就撂下吧？”邵长水支吾道。
听泉英嫂子讲述，包括跟寿泰求接触了那么两回，这一切在邵长水心中都激起了不小的浪花，使他开始重新认识“刑警”这个职业，重新定位一个成熟的当代男人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从劳爷身上他也开始感受到一种自己过去从来都没有把它当真的生活冲动。一种“人”的含义和活法。虽然这时，他还说不清自己突然间所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人文价值和现实价值，但有两点他是能说得清楚的：一，今天感受到的东西，是过去封闭在山沟沟里时感受不到的，应该把它看做是进城后的一次重大收获；二，目前虽然还说不清楚它，但它的确激动了自己。他确信，能激动自己的一定是个好东西：既然是个好东西，自己就有责任、有义务把它闹清楚整明白了。
他决定趁热打铁，找寿泰求和余达成再深入地谈一谈，却没料想分别都碰了壁。打电话约寿泰求，寿泰求怎么也不肯出来见邵长水了。
“那天，我们还没谈完哩。”邵长水在电话里这样说道。
“谈完了……谈完了……”寿泰求在电话那头这样应付道。
“您说劳爷在陶里根生活的那几个月里，一度非常痛苦，但我们今天还听到一种说法，说他为自己要去陶里根工作曾经非常兴奋过……”
“我谈的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一面之词而已。到底是痛苦，还是兴奋，还是既痛苦过，也兴奋过，还是先兴奋后痛苦，还是先痛苦后兴奋……当然以你们的调查结论为准。”
“寿总，据我们了解，劳爷去陶里根后，曾多次回省城来找您密谈……”
“你们可千万别这么说。那怎么能说是密谈呢？绝对不能说是密谈。一起随便吃顿便饭，喝喝咖啡，随意聊聊罢了。劳爷是个非常好交朋友、也非常善交朋友的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