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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公安系统，乃至全省各行业统算起来，都要算是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但从父亲死后第三年，他开始走“背”字，一直没再得到提拔。再后来，他身体突然垮了下来，总是莫名其妙地生些莫名其妙的病。（有的人甚至还在传，说他得过一阵子忧郁症，至今还在靠吃药维持着。）在此期间，妻子停薪留职下海搞公司去了，挣了不少的钱，但忙得四脚朝天
，也不常回这院子里来。然后他就宣告“病休”，经常只有他自己一人很寂寞地待在这院子里，陪伴这木头房子，孤独地在白杨树下踯躅……算卦人说，这院落这些年来的变化和目前的状态，跟他整个人的命运走向和精神状态是“相映相衬”、“相辅相成”的，真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天人合一。院子的“败象”，印证着命运对他的背弃。李敏分说，你有办法替我破灾免祸吗？算卦人说当然有啊，就看你心诚不诚了。李敏分说，怎么才能表示我心诚？算卦人说，你是当过办公室主任的人，就拿一万块钱吧，我准保替你禳灾。李敏分一听就笑了，说道，去你妈的，老天爷也爱财呢？其实，真正了解李敏分情况的人对这些说法也都嗤之以鼻。是的，这些年，敏分的状况不是太好，他父亲留下的这幢木头房子和这个院子显见得有些陈旧和“败落”，这都是事实。但那些人并不知道，这跟他政治上走“背”字儿压根就挨不上边儿。因为真正知道内情的人都清楚，他在政治上压根就没走过啥“背”字儿。当时省厅领导经过考察，研究确定，并报请省委组织部批准，要把他从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进一步提起来使用——好像是要调到厅政治部去当副主任。但偏偏在这节骨眼儿上，他病了。莫名其妙地病了。很不争气地病了。甚至可以说，让人很扫兴地病了。但确确实实是“病”了。事情就这么寸，他的升迁在节骨眼儿上就这样被搁置下了。从省厅和省委领导的角度来说，完全没有因为“老厅长”走了，要冷落他儿子的意思。至于院子的“败落”和房子的“陈旧”，那就更扯淡了。朋友们一致认为，敏分这些年活得渐趋成熟，超脱。他跟许多同龄人不一样，已不那么看重那些身外之物和身外之事，比如，职称啊警衔啊，名车啊豪宅啊，或者再走走门子，争取一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头衔，再不济也搞个青联委员当当啊……等等等等。他觉得，这些都很无趣。对于一个老厅长的儿子，二十多岁时就主管过省公安厅办公室的人，也可谓“曾经沧海”。有人虽然“曾经沧海”，现如今却依然当空舞长袖。有人却是“沧海月明珠有泪”，“心轻万事如鸿毛”。李敏分的超脱到底属于哪一种超脱，是前者，还是后者？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是超凡脱俗式的超脱，还是舍小取大式的超脱？朋友们说不清。他们说，我们要说得清，那我们不也成了“李敏分”了？你以为谁都能成为“李敏分”的？嗤！（你瞧他们多“崇拜”他。）但有一件事朋友们是说得清的，眼下的李敏分，活得绝不孤独，绝不寂寞。院子的“败落”和房子的“陈旧”，只说明他的为人做事有了另一种追求而已。
而已而已。
难道真是这样？让我们“且看下回分解”。
……屋子里有些幽暗，书籍杂物也堆放得到处都是，但倒也并不显得特别零乱。那个一向以来被当作客厅使用的大房间里，安装有一个俄式圆筒状铸铁大壁炉，还有几个高大的实木书柜。柜子里和柜子顶上，以至柜子面前的那片地板上，全陈放着当年他玩剩的那些古瓷器、古玉器和古佛像，还有一些出自老坑的名贵青田石，呵气便凝珠的古砚和成残断状的硅木化石。这些玩物他撂下已有些年头了。现在他钟意的角落在靠南边的那个窗户底下。那里安放着一个单人沙发，一个所有线条都成弧形的小沙发，一个非常柔软结实的小沙发，一个用黑褐色磨砂牛皮做成的小沙发。一盏造型非常现代、线条非常简洁明快的黑杆儿落地灯。一个宽平低矮厚重的脚凳。沙发周边立着几个高低不一的硬实木雕花书箱，最高的那个也超不过一身高。这是他读书的地方。也是这两年像曹楠那样的小丫头上这儿来看望“李主任”，听他“谈古论今”的地方。每一回这样的小丫头来，他都会在这小沙发跟前，替她们单放一把小藤椅。在那样一把小藤椅里，她们陪他度过许多有雨和没雨的傍晚。他给她们讲过许多她们听得懂和听不太懂的话。而她们往往看重的反倒是那许多听不太懂的话。这些个二十二三岁、二十五六岁的漂亮女孩觉得，现如今，只要她们愿意，什么东西都能“获取”得到，就是不太容易找见这种既“听不太懂”，但又能让自己隐隐为之激动的东西。这也是她们经常愿意上这儿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况且他还有这么一个“公安厅老厅长的儿子”和“厅办公室前主任”的头衔哩。有了这样一个头衔，他是能为她们办不少事情的。
事后邵长水才得知，实际上赵总队这一回压根儿就没去哈尔滨开会。他这个“命案必破”大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除了担负指挥部平时让人看得到的那许多日常工作以外，还干着一件为多数人所不知道的另一档子事：悄悄地指挥和领导着另一帮人在侦破“劳爷”的非正常死亡案和重新认定祝磊的死亡性质——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赵五六跟邵长水一样，从感情和直觉上都不相信，劳爷的死是由那位司机在酗酒后，“无意间”造成的。也不信祝磊会死于“自杀”。经验和直觉都在告诉他，因为有人需要这样的定性和结论，才出现了这样的定性和结论。至于到底是谁需要这样的定性和结论，他不清楚。也许过上一段时间，才能闹个明白，但也可能就“永远”也闹不明白了。这样的事情，他一生遭遇过不止一回。这在他们内部有个说法，叫公安工作（刑事侦查）也得服从政治大局。哪些案子要快破，哪些案子要暂时按兵不动，哪些案子查到一定程度就不要（不能）再往下追查了，哪些案子则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鱼死网破，哪些案子破了后绝对不能声张，哪些案子破了后则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力争做到家喻户晓……都会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和政治需要，做不同的处理。但以假充真、移花接木、故意栽赃陷害、制造冤假错案的事，他只是听说过，真还没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过。劳爷这案子发生后，上边一开始没让他们刑侦总队插手。他也没去争。劳爷原先就是他们刑侦总队的人，根据避嫌的原则，刑侦总队不去插手这个案子，有一定的道理。后来案子定性了。他去找厅领导谈过自己的看法，那也只不过是“谈谈看法”而已，他仍然没向领导请求，让他们刑侦总队来接管、复核此案。他仍然觉得，该不该让他们刑侦总队来复核这个案子，是领导考虑的事，自己不能去争。后来，对这个案子的定性，不仅在公安厅内部反应越来越大，社会上对此也传说纷纭，甚至有省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专就此事来质询省公安厅。厅党组认真研究了一下，才决定交刑侦总队“复查此案”。“复查过程中，我得注意哪些问题，掌握好哪些大原则？”接受任务时，赵五六曾向厅党组领导请示了这么个问题。这也是多年来的一个惯例。经办某些大要案时，都得这么请示一下，也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大要案在政治上有什么“忌讳”和必须“防范”和“防患”之处。换一句话说，也是让厅里在这方面给个“底线”，以免自己在办案过程中踩了什么雷区，触犯了哪条“黄线”。一般情况下，厅领导都会把他们掌握的那些“底线情况”很具体地交代给他们这些具体办案的人。但那天厅领导的答复却出乎意料地“原则”，尽拿些“社论语言”来搪塞他。厅长答道：“啥大原则？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狠狠打击一切犯罪活动，坚决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你还要啥原则？多问的！”整得赵五六无话可说。散了会，赵五六心里总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捉摸半天，又硬着头皮，单独去找厅长请示了一回。厅长指着他的鼻子笑道：“我知道你小子会再找上门来的。我就等着你哩。”赵五六应道：“那你干吗不在会上把该说的话一起都说了，非得要这么再折腾我一回？”其实赵五六心里也特明白，有些办事的“底线”是可以在会上当众说的，而有些“底线”却只能私下里单独交代。厅长沉吟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