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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得到了充分的延伸……那年的年三十晚上，他去完成了慰问和看望的任务回到家，妻子告诉他，饶老板刚才来过了。他说他还得去看望别的领导，就不等你了。也没说啥，在我们家门前跟孩子似的放了两串鞭炮，留下一个大信袋，嘻嘻哈哈地就走了。听说饶上都留下一个大信袋，顾立源有点不高兴了，瞪起大眼说道：“他留啥信袋？信袋里装了啥玩意儿？我跟你怎么交代的？谁上家来，都不许收人的东西。”妻子说：“那信袋里没啥玩意儿，就两串钥匙。钥匙也值得你那么着急上火吗？那上头没镀金，也没镀银。他给你钥匙干吗？是你办公室门上的，还是他办公室门上的？”“谁知道呢。我去瞧瞧。”顾立源随口应付了这么一句，进屋就把那两串沉甸甸的钥匙收了起来。他当然明白，这就是那两幢别墅大门上的钥匙。
现在再回过头说说那天顾立源和祝磊两人“干仗”的事情。顾立源那天上祝磊家，是希望祝磊能动用一下他那“常务副市长’’的影响力，在省城为饶上都拆到一点“头寸”。以渡过眼前的难关。这也是饶上都的意思。他觉得颐立源作为代省长，从表面上看起来，影响力似乎要比“常务副市长”更大，但是．官场上的事，往往是“现官不如现管”。顾立源要在省里拆到头寸．还必须得通过主管金融财政的副省长，或其他主管官员才能办得成。但顾立源任职省府的时间并不长，况且还戴着“代理”的帽子．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都不如由祝磊出面，直接在省城去办这件事来得顺当。因为祝磊在省城主管的就是金融、工交、财贸，正所谓“现官不如现管”，他正管着哩。
没想到的是，那天，他却遭到了祝磊的婉拒。祝磊在材料里是这样讲述这件事的：“……其实那天我并没有正面拒绝他，不仅没正面拒绝，还说了一些诸如‘我尽量给想想办法吧，万一银行那头不行，我再试试别的路子’一类的话。说实话，我也不敢当面拒绝他。虽然顾调到省里后，为人做事的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在陶里根后期形成的那种‘一个人说了算’的做派。但我清楚，在关键时刻、在重大问题上．在本质上，他是变不了的。他是不会允许别人来妨碍他，来做他的主的。我深信，所有有过这样经历的人都会同意我下面这个说法：凡是尝到过‘绝对权力，滋味的人，终生都会想念它。轻易也是不会自动放弃它的。以顾立源的经验和聪明，他当然一下就掂量出．我当时说的那番话，有许多搪塞和应付他的成分，他当然要不高兴。但，当时我们并没有上‘开吵’。我们毕竟都是有相当政治历练的人，毕竟也是多年来关系相当密切的老乡、朋友和上下级。尤其是我，说我是他一手提拨起来的，绝非过辞。我当然更不能动不动地就跟他‘开吵，。那么干，于情于理于礼，于场面上的规矩．也都通不过！也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
……那天，两人勉勉强强地又聊了一会儿，祝磊见顾立源的脸色不像刚才那么尴尬和灰暗了，便劝说道：“老大，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顾立源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道：“别跟我来这一套。成熟不成熟，你就说你的吧。”祝磊低下头沉吟了一会儿，鼓了鼓气，说道：“我是绝对支持发展民营企业这个政策的。但是，我觉得对待民营企业和这些所谓的企业家们，也得遵照优胜劣汰的规则，让这些老板在历史进程中接受时间的汰选。真正优秀的，让他们强大起来，实在不行的，不能与时俱进的，就该淘汰一批……”说到这里，祝磊他发现顾立源的脸色又开始灰暗起来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往下说了，就赶紧收住了话头。他当时还真有点想不通。自己说的这些，并不是什么特别前卫、特别先锋的观念。甚至可以说是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生常谈”，也是顾代省长平时经常放在嘴头上来教育别人时说过的话。为什么到这会儿，他自己就完全听不进去了呢？当时祝磊也想到过这一点：难道顾和饶之间真的存在着什么非比寻常的私谊，或……或“猫腻”？但这念头也只是像电光石火似的，一闪而过。他想的更多的是，顾这个人啊，太讲义气，太放不下老朋友之间的那点感情，太把老朋友的事当一回事……
话说到这儿，本来是要结束了。因为顾立源突然收拾起他的烟盒和打火机，一声不吭地板起脸，都起身往外走了。祝磊有些发慌了，忙叫了声“顾省长……”并紧随着顾立源，亦步亦趋地往外走；走到外头的门厅里了，他又赶紧说了一句，“我没说就不给饶总想办法了嘛。”语调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点哀恳的味道了。
顾立源站住了。脸色虽然依旧是那样的峻急，但如果这时祝磊更聪明一点，继续说两句顾爱听的话，先把他太太平平地打发走了，这“头寸”到底该不该去整、到底上哪儿去整、又能整多少……完全是可以“另说”的嘛。先答应下来，然后再慢慢地推托；先答应下来，然后再寻找机会推辞；先答应下来，然后……然后，转过脸来就装糊涂，用一句“是吗，我当时答应过你吗？你听错了吧？”来不认这个账。这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可是经常发生的。这就叫“周旋”。没有“周旋”和“妥协”，就构不成千百年来全部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技巧，也就造就不了全部历史生活的光怪陆离和诡谲绚丽。这一点，不管是祝磊，还是顾立源其实都是懂得很透彻的。但有时就是做不到。接下来，祝磊居然慌慌张张地、同时也是很不得体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当前，中央正在通过金融工委大力整顿金融秩序，中纪委也把金融行业的问题列为今明两年工作的重点……要搞到这么大一笔头寸，恐怕是有相当的难受的……”他完全是善意地提醒顾立源，但顾立源立即转过身来很严厉地给了一句：“你的意思是，我要你去顶风作案，祝副市长？”祝磊忙否认。可已经来不及了。顾立源就那样站在门厅里，指手画脚、劈头盖脸地一通臭训……让曹楠听到的，就是顾立源这一阵的吼叫声。
祝磊当时真的非常委屈．也非常惊骇。他从来没有看到顾立源在自己面前如此失态过。事后，祝磊真有些手足无措，不知所以，都不敢主动给顾立源打电话。大约一个星期后，顾立源给祝磊主动打来了一个电话，就那天他的“态度问题”，主动向祝磊道了歉，并且收回了要他为饶上都去搞“头寸”的那一番话。没再多说别的，甚至都没容祝磊也说上两句“道教”的话，就很客气地挂断了电话。对方的“客气”和“淡漠”．让祝磊更加地不知所措，越发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他后来主动托人给顾和顾的秘书捎话，要去看望顾，去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和心情，但颐都以种种理由，很客气地一一拒绝了。这让祝磊更加寝食不安。应该说，这也是后来促使他答应那位张秘书，帮着去送“职工股”的一个重大诱因——自己跟省委常委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关系搞碍如此僵，如果再不设法做点什么事去补救，将来想递补为市长．那就真的是难上加难了……
能说是“一念之差”吗？人们常常用这四个字来为后来发生的事情开脱（或减轻）责任。但又不想想．这“一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造成全部灾祸的这“一念”，难道也纯属偶然的“一念之间”吗？祝磊材料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是对张秘书设套“陷害”他这件事所做的一点分析。他的结论非常简单明了，他认为这件事，就是饶上都策划指使的。他的理由有三。一，这位小张秘书和饶上都有表亲关系。他的表姐，曾跟饶上都相好多年。二，事发后（这个“事”，是指张秘书劝说他带着陶里根那家铝业公司某位老总去给某省委领导送职工股，而并非指他开枪杀害张秘书），祝磊利用自己还在常务副市长位置上这个条件，曾让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侦查科的同志调出事发前后那几天张秘书的移动通讯和固话通讯记录，发现就在这两三天里，他和饶上都联络十分频繁。三，枪击案发生当日，他找张秘书谈话。他希望这个年轻人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一颗赤心全对苍天，为他作证，他只是为陶里根那家铝业公司的那位老总“引见”了省里的那位领导。在整个过程中，他连那职工股票据是什么样的都没见过一眼，更别说得到了它们。这一点，小张秘书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在全过程中，一直跟他在一起。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