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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民主的价值放到了个人自由的前面。少数派必须服从多数派，个人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这在这他的心目中是一个前提，不容质疑。这和他后来走向共产主义有联系。陈独秀在五四期间的思想变化是很大的。１９１６年初他曾经鼓吹走德国式的军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道路，４年以后他转而提倡走俄国式的工农革命的道路 ，这是因为他一直在探索使国家富强的捷径，他希望找到一条最有效率的途径使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内赶超西方列强。这种和世界同步的愿望，自然必须以牺牲个人而取国家、阶级、民族本位为路线。1922年的文章中他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阶段则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争斗〃，而目前至急切要的工作是〃民主〃革命（《陈独秀著作选》第374－376页）。但是在第二年，他的观点就变化了，认为民主革命的口号未免过于资产阶级化，而且在中国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可能，主张〃国民〃革命（《陈独秀著作选》第918页）。
60年代以来，平等（追求政治上的平等是现代民主观的核心、追求经济平等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念的主要诉求）与自由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中被视为两个并不那么协调的价值。新保守主义者坚持自由是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过分强调平等（特别是经济平等）会妨碍自由的实现，自由主义者过分强调平等不仅会给社会造成种种危机，而且侵害人的自由；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只有突出平等才能保证人们的自由，否则，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必然会侵害一部分人的资源。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语世界的自由主义者从功利主义思路中走出，步入了〃以个人权力为核心〃的当代自由主义话语之中，英国著名法律哲学家H。L。哈特从西方自由主义发展的道路出发确证了这一政治哲学转向：〃新的信念认为，真理一定不在于那种视集合或平均的一般福利的最大化为其目的的原则，而在于一种关于基本人权（亦即保护个人的具体的基本自由和利益）的原则〃。 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罗尔斯认为，个人在政治思想和信念等方面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是不能以任何的名义牺牲的 ，诺齐克则继承了17世纪洛克等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的〃个人权利至上〃理论以及蕴含于期间的有关个人和个人权利之正当性乃是先定的道德假设，一如他所言，〃个人拥有权利。……这些权利如此强大有力和广泛，以致引出了国家及其官员能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 ，诺齐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国家正义原则：即最正义的国家是对个人的自由干预最少，最能保障个人权利之实现的国家（the minimal state）原则。
从这些思索，我们可以发见，本世纪以来自由的价值观念越来越被人们看重，那种为 普遍的利益和平均的福利可以牺牲个人自由的功利主义观点渐渐地被人们放弃，由此关照五四，我们会发现，五四人对民主和自由两个价值观念恰恰做了相反的理解。
四、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1911年梁启超提出〃国性〃的概念，认为必须保留中国的〃性〃而使其不失去本根──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以降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忧虑。梁启超提出的国性概念的内涵是要用中国的家族主义校正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他甚至提出了〃恕〃、〃名分〃、〃虑后〃等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了改良的道德标准作为具体的指标。梁启超这里是从文化的方面要求对个人主义作出限制的。
而五四时期，我们同样看到了这种限制性要求，但是这种限制不是来自儒家文化的传统影响力，而是来自具体的社会发展的要求，它是要求中国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欲望和思想的产物，这种思想我们在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中可以找到注脚。文章作者以其特有的豪气说到：〃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新潮起于东欧，……他（它）们一定要到远东，是确切不移的了。〃在这里作者用一种乐观的与世界齐头并进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作者想到的是预先筹备以迎接这潮流，使我们的民族在这潮流中不致失去机会。在这样的态势中，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弃一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代价。陈独秀在〃民主革命〃论和〃国民革命〃论之间的转化就是一个例证。陈独秀的选择是民主革命让位给国民革命。
的确，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时候实际上对现实持悲观的态度，现实中的的政治黑暗，使他们对等待失去了耐心。辛亥革命的结果他们是失望的。他们需要更激进的革命目标──这只能是国家主义的。当然他们首先的入手点是〃文化〃。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首先是文化上的落后，而中国的更大的进步也一定必须在文化方面进行，这个思路在中国20世纪一直为人们所推崇，例如〃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例证。但是他的鹄的依然是国家，国家在现实的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所以尽管他试图从学术、文化角度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事实是不久他就按耐不住，在《新青年》的通信栏中大讲国家政治了。和陈独秀有一些可比性的是胡适，他主办或者协办的一些刊物的名称：《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读书杂志》等多数是议政的，他自然也说过20年不谈政治的话，但是自由主义者的命运总是如此──必须对国家的一切发表看法。因而自由主义者胡适在这方面和后来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又是一致的。五四时期没用人能脱离这种普遍的视国家为价值中心的风气。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是五四那个时代的主潮。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发展到了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在个人和国家这两个价值坐标之间〃五四〃人是有矛盾的。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欧洲关于人的发现一共有三次，一次是15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在中国〃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现在〃要发见'人'，去'辟人荒'〃，〃提倡人道主义思想〃，而这个〃人〃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从动物〃进化的，二是从动物〃进化〃的，他认为必须取消人的灵肉二分法，将兽性和神性结合看作人性，总之灵肉一致。而他又特别强调，他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人类要繁盛必先得个人盛，个人爱人类只是因为人类中有个我。进而周作人总结道：〃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总之，周作人在这里是贯彻了个人本位的精神的，先爱自己，再因为爱自己而爱别人。这是一种个人优先于国家的观念。这也表现在他的文学观点上。〃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现在的个人虽然原也是族类的一个，但他的进步的欲求，常常超越族类之先〃，他说表达感情出于个人也就是为人类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
周作人似乎一直没用非常认真地去关心现实的政治斗争。因为他并不热衷于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他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这一点他很清醒。他说：〃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是这样的具有特殊的意义的，所以他的人道主义有一个不一般的词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在强调个体的人的优先地位，强调人的性灵的自由，强调人的感性存在上五四人多表现得一致。周作人在《文学的未来》等中提出〃文学无用说〃，认为文学是非政治的，非集团的，而是个人的就很好理解了。他说：〃我想文艺的变动总是在个人化着，这个人里自然仍含着多量的民族分子，但其作品总只是国民的而不能是集团的事，〃〃有些集团，在政治上想找文学作帮手〃，或〃想用艺术造成集团〃，这对文艺个性化来说是〃一种诚意的反动〃，或〃一种非诚意的反动〃。总体上看，周作人是不相信什么〃集团〃概念的，他在日本人即将占据北平时拒绝了胡适要他南下的邀请而留在北平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他感到任谁来了做统治者都和他没有多少干系，他都是一个个人，他对国家的命运没有对个人的命运敏感。
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认定了〃任个人〃的思想原则。他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