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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论述五四运动的社会基础，有必要对其社会背景作一番新的考察。过去的研究者一般只是抽象地指认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封建性、卖国性，这种指认很难说明反动腐朽的封建军阀统治是如何与五四时代伟大的个体本位文化的发展与高潮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是相当不够的。有必要提醒大家注意1916－1928年这个时间段，这是因为1916年袁世凯死亡从而使中国进入了新一轮宪政试验时期，1928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军北伐成功，建立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权，议会民主的试验期结束。要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说明，必需追溯到1912年2月辛亥革命成功的第二年，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权崩溃，统治权转到袁世凯手中，这一年建立了代议制民主的体制，凡年满21岁的男子，具有小学同等学历或拥有财产并按规定标准付税，在选区内居住两年以上者均有选举权，当时登记的选民占全国人口的4－6％，他的选民人数多于晚清君主立宪试验（1909－1910年）所允许参选的人数，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新的地方议会组成了，新的国会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革命党人在选举中获得重大成功（国民党党员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了明显多数），今天看来，也许这次议会选举是中国历史上最给人以民主希望的一次选举，然而袁世凯暗杀了国民党首领宋教人，从而开了以议会制民主下破坏议会民主的阴谋政治的先河，这给中国的议会民主带来了阴影，尽管如此，袁世凯亦然在名义上遵守《临时约法》（它是1912年革命党人起草的），直到1914年袁世凯解散各级议会实行独裁，这段时间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自由主义时期，选民受到了民主训练，新闻自由、集会集社自由、多党竞选的局面形成，尽管袁世凯迅速地破坏了这种民主局面，从1914年起恢复了新闻审查制度，重新开始了独裁统治，但是民主已经成为一种记忆留在了人民的脑海中。我之所以要不惜篇幅阐述1912年至1914年的民主试验，是因为我认为，正是对这一时段民主局面的回忆构成了人们反对袁世凯独裁暴政的动力，它也使袁世凯死后人们的民主热情再度高涨，从而产生了又一个宪政高潮时期，我的这个说法也许得不到那些正统史学家的承认，但是，以下事实可以支持我的说法。一、1916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军阀都表示拥护民主宪政，这从某个侧面说明，民主宪政是当时代的众议，是时代潮流，即使是手握兵权可以俯视天下的军阀，也不敢违逆，至少口头上是这样，由此可见，当时民主力量是社会中非常强大的力量，强大到可以左右整个时代。 二、复辟丑剧（1917年）张勋复辟的极端短命从事实上说明民主已经深入人心，帝制已经彻底地失去了市场，张勋复辟是以历史喜剧的方式出现的，这里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的两段经典论述，第一段是〃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时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第二段话是〃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就是悲剧性的〃 。如果说1909年末清庭的宪政改革尝试是一次悲剧，它预示了清庭末日，那么张勋的复辟只能是笑剧，因为自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三、1916年至1928年间，尽管政治丑闻不断，军阀战争频繁，但是我仍然必须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较自由、较民主，民众在精神上、思想上受到禁锢相对较小、学术艺术创造力极为旺盛的时段。一个社会是否有民主，其成员是否有权力、有勇气批评政府是重要的标志。按这一标准来衡量，五四时代中国社会政治上是极为开放的，一个刊物宣称：〃我们与政府抵抗，不要消极的态度，要取积极的态度了〃，〃政府不依我们时，就可以把它推倒，再建造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了〃 ；由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1919年7月成立于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其宗旨反映了社会改造的愿望：〃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建少年中国〃；瞿秋白、郑振铎等主办的《新社会》，也以社会改造为宗旨：〃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另外，如《新生活》、《浙江新潮》、《曙光》等都表明了这样的立场；人们能够自由地表达对时代的不满，对新社会的呼唤，自由地提出各种社会改造方案，甚至呼吁革命（〃抵抗〃） 。四、尽管政局不稳，平均每一年半发生一次政权更迭（7个当选总统，其中一人两度出任），战乱频繁，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战争（1920年直皖战争、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1926年冯玉祥、张作霖之战、1928年北伐战争），但是1916年至1928年间中国现代工业依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全国工业产品总值翻了三倍，更重要的是现代自由报刊业的崛起，它表明在城市知识分子中拥有足够的学术、文学、新闻需求，足以支持一个新文学局面的诞生。
讨论五四时代的中国政治并非本节宗旨，但是尽管我们不希望自己落入以往那种决定论的旧说，我们依然必须表明，五四运动与五四中国民主宪政试验之间的天然血缘关系，如果说社会管制严酷的时代人们的主导感情是压抑和恐惧，那么社会管制松弛的时代人们的主导感情则是自由和爱欲。五四运动没有五四中国民主宪政试验这个大背景，是不可想象的，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1928年北伐成功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军政独裁政府之后，五四新文化热潮便逐步冷却了。
有了上述背景，一场巨大的山崩地裂般的革命的到来就是必然的了，而这需要一根导火索，这个导火索就是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利。
二、广场与书斋
1919年5 月4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丧权辱国的消息传来，震动了中国。北京学生最为敏感，他们开始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各种特权的无理决定，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进而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四政治事件。那天下午，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皇宫大门天安门集会，抗议巴黎的决定，抗议安福系政府和帝国主义共谋，1918年秘密允许日本留在山东，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的中国政府在和会中的软弱表现表示强烈不满，示威游行以和平方式进行，但是，游行是自发的，学生的情绪并未得到有组织的控制，因而，游行最终发展到痛打政府亲日官员以及火烧内阁次长住宅的地步。安福系政府立即出动军警，对游行示威进行镇压，逮捕了大量抗议学生。但是，学生的抗议激情并没有因为政府的镇压就被遏制，相反，更多的学生因为同学入狱的激发毅然地走上了街头，全国有200个多个地区相继发生了学生游行示威活动，进而这场运动也波及到了其他阶层，上海商人罢市一星期，40余家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终于政府同意和学生对话，并在对话中作出了让步，进而有1150余名被捕学生胜利地走出了监狱。这是中国学运史上的奇迹。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运动并不是事先策划的、有组织的，它完全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因为爱国义愤而自发的一场运动，也因为这种自发的性质，这场运动的意义更为深远。
从这场政治事件的性质上看，广场上的五四运动主要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而其直接的思想基础是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单单从这方面看，似乎广场上的五四，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进而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加以疏理的思想史内含。但是，如果，我们从这场运动的主体――学生――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广场上的五四，作为中国启蒙运动之成就的一场成绩检阅是有它特殊的意义的。当时，中国成为一次世界大展的战胜国，亡国的忧虑已经大大地减少，人们感到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利益被政府出卖了，本来应当分享战胜国之殊荣的中国，却在巴黎和会上实际上承受了战败国的待遇，这叫人们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是五四事件的直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