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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人（〃每个人在行动上都是虚弱的，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陈家桥：《现代工艺》）〃。
陈家桥对小说人物完全采取一种符号主义的态度，让我们看看他给人物取的名字吧：沉默者、无眉者、N、表情严肃者、中年人、年轻人，小朱等等，他常常让他的人物处于无名的境地，他不希望这些人物成为行动实体，而是将之当成〃主观表演〃意义上的〃虚无〃，当成意识，一种〃存在上的幻觉〃来处理的（陈家桥多次说到〃我的叙述是虚无化的〃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吧）。
陈家桥笔下人物的行动性大多被置于后台甚至被遏制。《别动》中主人公暗杀小分队队长陈推，作为一个暗杀者，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他的品质首先应当是行动性，他服从命令，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以完成任务为天职。但是在陈家桥的笔下这个人物却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犹豫和忧郁。作者压根儿就没有将叙述的基点放在人物的行为上，而是将基点放在人物对行动的不断反省、解构、逃离、延拓上，小说给我们的感觉是作者不是在努力展示人物的行动，而是在努力遏制人物的行动。小说在《45·令人振奋的叙述》一节中写道：〃但作为对话，他（陈推）确实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从语言上来讲，他还没有与叙述同谋的能力，他被限制在行动上；而作为斗争方式，他的语言仍然是低级的，就象张明之说过的──我一直在准备。〃这就是人物在陈家桥小说中的地位：他们的语言和行动都是低级的，因为叙述者并不热衷于此，他们无法与〃叙述同谋〃。
但与人物在语言和行动上的单薄构成鲜明对比的是，陈家桥小说中人物在主观意识上的丰满。陈推因为〃没有父亲〃而处于无父局面的心理症，诱奸暗杀对象张明之的妻子宋琴进而发展为爱情的过程中自我意识的虚无化，〃坐在一个抽象的时空里，坐在我们之外，来回答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玄想……陈推这个人物就如小说63节的标题一样是一座〃在内部裸露的花园〃。他是一次叙述行为――准确地说是〃细小逻辑〃主导之下〃总体判断的自由性〃的产物，对于这样一个人物，任何有形的东西（他的历史、性格、行动的外部逻辑）你都无法把捉，你唯一能把捉的是叙述行为作为一个过程留下的一种特殊的踪迹──这一踪迹映射了某种存在意识：幻觉的产生和消失、压抑的领受和抗争、生存冲动和死亡冲动的对抗、命运的轻忽和意识的沉重、身体的反动和应和、情欲和使命的矛盾等等。首先他是一个意识，其次才是作为意识所不可或缺的主体，最后才关涉意识的对象性因素客体――人物行为以及同物质环境的使动与被动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陈家桥创造了一种可以称之为〃主观还原法〃的写作方式。
陈家桥笔下的人物和现实主义小说在理性层面设计的人物不同，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统一性、行为的理智性、命运的社会性是陈家桥所拒绝的；同时这种人物也和现代主义小说在非理性、无意识层面设计的人物不同，现代主义小说中人物的官能化、冲动化、前意识化也是陈家桥所拒绝的。
陈家桥在小说《现代工艺》中借人物之口说：〃我处理的是激情，而不是身体。〃这句话完全适用于他小说中的人物特征。他关心的是人物主观意识层面的记忆、意志、判断等现象，而不是关心人物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理性层面上的身体行动（事实上，他经常为他的人物设计一个和现实生活完全脱离的情景）以及无意识层面上人物的官能、肉体行为。这使陈家桥的小说一方面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宏大叙事，同时也区别于新生代小说的私人化叙事，他孤立地走在另一条荒凉的道路上。
他驻足于意识的表象，深埋于意识活动的本原过程，并将之表现于直观体验和超验冥悟之中。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既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典型（如吴荪甫，茅盾《子夜》），也不是文化意义上的象征（如丙崽，韩少功《爸爸爸》），更和意识流层面上的无意识主体（如岳之峰，王蒙《春之声》）相区别，而是作为一个心理学个体在类似于现象学的视角中绽露出来的〃心理全体人〃。
与此相联系的是，陈家桥在叙述上的叙述视角杂糅的特点。《危险的金鱼》中，叙述开始的时候，作者采用的是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叙述人讲道：〃我想这十条金鱼的来历将是一个谜。现在当我背对N向读者陈述与这十条金鱼有关的事件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非常强烈都渴望知道它们的出处。〃叙述人似乎是〃我〃，叙述视角似乎限制在〃我〃所能感知的有限的范围之内，〃我〃不比故事中的其他人物知道得更多， 〃我〃只是一个属于〃我〃又限于〃我〃的意识，这个意识无法进入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比如 N 的内心，这个〃我〃问道：〃N 在买这十条金鱼时是什么心理呢？〃对此，〃我〃只能猜测，但是不能知道。但是随着小说的发展，作者却突破了这种视角上的限制，例如在第5节就出现了这样的叙述：〃天黑以后，N 和小吴一起漫步在医学院的林荫小道上，昏黄的灯光每隔20米就撒下来，每当他们走到路灯下，开始以能看清对方的目光进行对话。小吴说，你的这十条金鱼不算太差，体质还好。〃接着小说中出现了 N 的直接引语。这里作者显然放弃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限制，而出现了限制视角和全知视角杂糅的情况。
这种情况几乎出现在陈家桥的所有小说中。有的时候非常隐秘，如《相识》，这个只有3000余字的小说总体上用的是第一人称限制视角，但是在叙述的过程中，我们却看到了这样句段：〃他忙说：‘真不好意思打搅了。'他顿感现实美好起来。〃这里的〃他顿感现实美好起来〃表明叙述人〃我〃已经不仅仅是切入了对人物的外部行为的全知，而且是切入到了对人物内部意识的全知。叙述人之所以不把叙述视角的限制放在眼里，超出叙述视角的范围活动，笔者以为可能是出于叙述人作为超级意识对小说中的各个单个意识进行总体观照的冲动。叙述人需要自由地占有小说中所有人物的主观意识，让这些意识成为叙述人总体意识的一部分。因而，在这些小说中，叙述人〃 我〃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在意识上是同一的，〃我〃作为叙述人常常只有形式主语的意义，这个〃我〃实际上是没有人称的，是结构意义上的，是个空洞的形式，他常常无端地被推翻，他的视角限制对小说叙述者在各个单个意识之间的跳跃根本构不成妨碍。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陈家桥的小说中常常出现一个三角形的人物结构。《兄弟》中〃我〃、弟弟、黄琴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我〃和弟弟表面上是两个人物，但两个人物实际上出自同一个〃意识〃，小说第一自然段叙述人就宣布〃他（弟弟）是我另一个自己〃，他们的视角来自两个方向，但意识却是一个，小说中写道〃只要我是弟弟的亲人，那么我就必须通过我弟弟来看待她〃，他们曾经同爱一个恋人黄琴，甚至〃我〃在见到弟媳的时候也有一种将她当作自己媳妇的冲动，这些都泄露了〃我〃作为叙述人和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弟弟之间在意识上的同一关系。但是这个同一的意识又是分裂的，分裂成了正反两个方面，〃我〃构成了这个意识的正面，而弟弟则构成了这个意识的反面，弟弟〃发誓不和我说话〃，逃避和〃我〃见面显示了弟弟和〃我〃的反对关系。然而这种分裂是短暂的，小说的叙述动机恰恰是对这种分裂的反抗，是正意识和反意识的和解，小说中处处显露出〃我〃与弟弟和解的动机。而充当正、反意识之间的中介的是黄琴，黄琴并不是一个实际上存在的第三者，而是正、反意识之间和解所必需的中间意识。这样《兄弟》中就形成了正意识（以〃我〃为象征）、反意识（以弟弟为象征）、中间意识（以黄琴为象征）的意识结构。这种结构在《克隆人》中表现得很极端，小说中的正意识是恩，反意识是〃我〃，中间意识则是〃冬峥〃，陈家桥在这个小说中为了更加明确正意识和反意识的同一关系，将〃我〃设计成了恩的克隆人，这样〃我〃和恩一方面是两个个体，另一方面又是有着同样的身体、同样的气质、同样的记忆的同一个人，〃我〃只不过是作为恩的反意识而诞生的恩的另一面而已，也就是说〃我〃和恩完全就是同一个〃意识〃，〃我〃之所以诞生，其使命是通过挖掘脑海中关于冬峥的记忆（中间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