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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愤是一种病-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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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虽然沈从文被尘封了好几十年,但因为他以前作品的那种坚实的质感,今天依然在文学史上站得一席之地,成了一个为人所称道、所尊重的作家。这与他早年的艺术价值观念、创作质量是相关的。他有一种明确的写作意识,他坚决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商业化的倾向,而且不怕一次又一次地和当时的主流话语产生对立的矛盾,他只是为了〃人性的创造〃而写作。他作品中人性的含量、审美创造的含量决定了他虽被尘封,但终会被历史承认。他的际遇,对一个真正有志于创作的作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葛:沈从文他写东西供奉的唯一的神是〃人性〃,这是沈从文创作给20世纪中国文学史提供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沈从文开创了20世纪中国审美史的旁支,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审美心理上的主要特征是焦虑、批判、悲凉,那么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优美的、和缓的、理想主义的和抒情的特征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发展得不够。沈从文发展了抒情小说和写意小说、风俗小说这旁支,给20世纪文学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种更抒情、更纯粹、更明净,更简洁、有透亮的风格。没有现代文学史上的沈从文,很难想象会有当代文学史上的汪曾祺。

 邓:他注重人性,讲究优美的理想主义和纯粹的浪漫抒情方面和49年以后的革命话语是相悖的。不过,他并未过时,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他的意义也许更大。比如说,功利的时代我们要不要抒情;现实主义的时代,人人谈钱的时代,我们要不要理想主义、乌托邦。从这些方面来说沈从文是很有意义的。

一、被动的显身

遗民的身份。我这里所论述的一批60年代出生90年代涌上文坛的作家(也包括少数70年代初出生近两年初涉文坛然而却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家),他们已经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主流作家群体,本文中我依然用〃新生代〃这个概念来指认他们。什么是新生代的共同经验呢?赵柏田在《出生于六十年代》(《书屋》1998年第3期)一文中写道:〃他们开始有了记忆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70年代的中后期,60年代那种迷幻的激情不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是'红色时代的遗民'。〃他们是站立在激情主义的废墟上的一代人。60年代的政治激情本身没有太大地影响他们,但是70年代中后期政治激情的废墟却成了他们成长的共同背景,在他们的成长中激情、理想、正义……统统成了贬义词,就像一个也是60年代出生的歌星张楚在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样:〃我成长于理想破碎的年代。〃〃他的躯体越来越重,……他离开激情,身体的物质性越来越大…他淹没在激情中断时。〃(鲁羊:《佳人想见一千年》)他们几乎先天就是反理想、反道德的。但是他们又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没有上一代人那种历史经历可以反复咀嚼、书写和回忆,因而他们的压抑感与疼痛感要轻些,另一方面,他们和7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更年轻的一辈(所谓〃新新人类〃)也不同,下一代的纵情、随意、情调、派对,对金钱毫不矛盾的占有欲,他们也不能认同。政治风云激变的事实在他们的脑海中刻下了对历史嬗变的直观理解,但对此他们又没有切肤之痛,80年代新启蒙的时代大潮给了他们一颗追求个人自由、追求人性解放的心,但是他们又缺乏行动的能力。新生代身上有着强烈的过渡性,矛盾、犹疑,渴望实在又有表演性、姿态性,80年代初期的大学教育,使他们迷恋西方的思想、物质成就,他们知道体制的弊病,因而有力量游离于体制之外却又对体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眷恋。他们身上有一种红色时代的遗民的特征。

那个个人。一种叛逆的文化情绪,自恋的童年(成长题材的兴起,如李冯的《75年》等等),颠倒的价值(朱文的《我爱美元》),无意义感(如何顿的《就这么回事》)、障碍感(如韩东的《障碍》),继而是对历史、时代总主题的逃避,没有献身的激情、没有英雄事迹,缺乏信念,没有刚硬的风骨,他们的写作和存在都是一种柔软的、半折光的,非激情的。东西的写作中充斥着黯淡的意象,荆歌的写作琐碎而带着水性,近乎苏州刺绣。李冯的写作:一种历史虚无感和感伤的浪漫主义的混合物。而何顿、邱华栋则倾向于一种现世主义:潜入存在的深渊。以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女性写作则回到女性的身体性存在,一种感性主义的写作态度。他们的主体意向都是个人性的。那种将审美作为一种生活理念的写作态度已经消失不再,那种将文学当做社会责任感之表现的写作已经不再。他们写作的重点放在一种个人性的情绪、感受上。这和他们在80年代所受到的个人主义、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息息相关,同时也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市场化处境相联系。也许可以说这是一个无主题的时代:紊乱(杨蔚然有一篇小说的题目就叫《紊乱》,这篇小说写作上不是很成熟,但是这个题目却颇有意味)──一种世纪末的凌乱无序感──这一代写者的思想是混乱而杂糅的。在我写作这一组文章的时候我正好接到荆歌的《飘移》,《飘移》这个词汇则暗示了新生代对90年代末的时代认识(这个词汇 的力量几乎可以和当年的80年代的《浮躁》一词以及90年代初期的《废都》一词相比):新生代的确沉溺在这个世界的感性之流中,似乎隐约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症结,但他们和这个世界离开得不够远,站得不够高,他们似乎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前方,对于他们来说存在就是一种〃飘移〃──没有方向的、被动的、犹疑的、缭乱的。鲁羊在《佳人想见一千年》中说:〃我感到温暖和寒意是同时消失的,就这样躺着,把生活延续到另一个日子,举目无边。〃这就是飘移。也许这个世纪我们已经不能期望出现可以看透这一〃飘移〃的文学大师了,这样的大师必须具有但丁、雪莱式的力量。而今天的新生代无疑尚不具有这样的力度。这种情形下新生代的写作具有一种无奈的味道,他们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时代性的阅读和欣赏的标准:个人的、经验的、感性的,不再是社会的(新写实小说)、主题的(意识形态小说)、形式的(例如先锋小说)。然而,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中心命题,每一代人都有它的时代运命,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感悟到它,有没有力量将它传达出来。从这个方面讲,新生代的力量是有限的。个体不是终极,从个体出发,站在个体的立场上观望这个世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一个无数个体组成的〃参与性〃的世界。天、地、人、神──我们如何面对自然与他人,如果我们看到的依然仅仅是自己,我们的眼中只有一个又一个的自己──那是重复的、单调的、缺乏参与性的

生活在后半夜。卫慧在一篇自传性的小说中写道:〃无名的焦虑感总是拚命地写东西。〃在新生代,生活高于写作。写作对于他们是〃生活〃的方式而不是高于生活,那么什么是他们对生活的中心领悟呢? 鲁羊在《1993年的后半夜》里说:〃我是这个世纪末后十年必然出现的白痴。……让我们重新定义行经千年,风尘仆仆的词汇,譬如'白痴',以及他被动显身于其中的'末日'……大柴垛这么高,出其不意的寓言的底座,它这么高,我弄不清是怎么到达顶部。在一种记忆里,我可能是自己爬上去的……而在另一种记忆里,我毫无反抗地被送上来。〃──是的,新生代作家是被动地显身于这个世纪末处境之中的。这是世纪末,有如后半夜,狂欢达到高潮并且开始疲乏,但人们无家可归。日常生活中那种超验的或者终极的意义在这个时代更加难以寻找了。身处世纪之末,这给予新生代的是幸运还是不幸?在一个世纪的末尾,新的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刻,这个时间段对写作的人们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承受末世的审视,倾听时间大师的令人鼓舞的预言。新生代是否已经拥有了这样的力量?他们注定将是给我们送来末世之函的信使,但是他们对此事已经了然于胸吗?

二、午后的诗学

暧昧的午后。加缪在《反叛者》一文(《置身于苦难和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中讲到〃正午的思想〃:一种源自古希腊传统的地中海精神,阳光的、自然的,是勇气、成熟,是人性、适度、平衡。而李洱在他《写作的诫命》(《作家》1997年第5期)中说:〃我很想把这个时代的写作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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