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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又见到他跟我讲：
“受了什么伤？这怎么可以随便说！”
囚徒
当时我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日子过得挺逍遥的，因为父亲又出国了，包括姑妈在内，差不多没有人管得了我。
常常逃学，作两种逍遥游，一种是外在世界的逍遥。去新店的碧潭泛舟、去淡水花五毛钱就可以搭渡船到八里的对岸，出海口很宽，早一点的话，海面霞光一片，教堂的钟声从河面贴水送到耳际，这样单纯的美，是正在上学的同学梦想不到的。搭火车去基隆，就坐在车站前的码头的椅子上看海看船，或是上中山公园，至今依然相信那是世界上景色最美的公园。台北市区里的新公园、中兴桥、川端桥，也都好玩……零零碎碎的地方还有很多。
另一种是内在世界的逍遥游，钻到图书馆去，常常只是随便借些书来看，看得懂看不懂都好看。又可以去博物馆、画廊，还有书店、古董字画店、牯岭街的旧书画摊子跟小店，还可以跟老板聊聊，整整一天也不够用来享受。如此神游古今中外，其乐何如。学校的老师跟大多数的学生家长，都紧迫盯着眼前的年轻人，要他们心无旁骛，专心准备考大学，然而于我，远在天边。
应该是在礼拜天，否则不太可能在家遇到他，那个西装笔挺的人。他包了一辆三轮车，进门的时候，三轮车就在门口等他，那个年头算是阔气的了。记得他嘴上还含着一支长寿香烟，刚点上的。当时洋烟还不能进口，长寿十元一包，鹅黄色外壳，放在短袖上衣口袋里，透得很明，有点儿身份表征的意思。不是红色的香蕉牌，也不是咖啡色图画的新乐园，便是绿色的双喜，也只不过五六块钱一包。
这个人长相斯文，油光光的头发一丝不乱，一副金边眼镜，也不是寻常货色。更没法子不看到他脚下的那一双鞋，当时流行在鞋底打上小铆钉，走起来克克有声，一步就是一步，鞋面擦得贼亮贼亮，天光云影都缩到了鞋尖上。
一进门，他就问马先生在家吗？管老师叫先生，是当年的称呼，我听来也很习惯。只回说不在，出国了。他就说，他是台大总务处的，明天是台大的校庆，学校里有很多文件要打，送到国内外许多的通讯社去。但是打字机不够用，学校派他来跟马先生借用一下。当天的活动一结束，马上就专程送回。他说还要到前面巷子沈刚伯先生那里去一下，已经讲好了，也要去拿他的那一台。
我马上就把父亲的打字机让他带走了。
第二天，直到傍晚，运动会跟各项活动也该结束了，怎么等也等不到打字机回来，也许明天吧？今天太忙，那么又多等了一天，又到了下午，渐渐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只得直接去沈刚伯教授家揿电铃，是他亲自开的门，我先自我介绍，马上单刀直入地问起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人，来跟他借打字机？他说他不用打字机的，我忽然想起来他是中文系的教授，根本用不着打字机。念头一起，登时头皮发麻。
想要不承认都不行，我把父亲的打字机让人骗走了。一时心神慌乱不知所措，不仅是父子之间原本就相处得不好，而且，一台打字机，在当时要价就好几千块，而一个教授一个月才八九百元的收入，打字机没有了，对父亲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马上去警察局报警，警察拿出一本上面有表格的笔记，懒洋洋地把我报案的要点记下了，我在上面签了字，他就说好了，找到了会跟你们讲。
他又说，这种人一骗到手，半个小时之内，一定卖掉，东西是找不回来的，人嘛也许抓得到，要是他继续因骗而失风。
“报案完成了，回去等消息吧，小弟弟。”
一眼就看出来，他也只是守株待兔而已。我内心的焦虑，跟他的轻松自在，天差地别。我便问他，我可不可以写一些寻贼的招贴，贴在各处的墙上、电杆上？也许机会好一些。
“不可以不可以，那是违法的！要罚钱的！”
我垂头丧气地回家。
没有多久，父亲回来了，我根本不敢亲自提起。姑妈不得不把这一件事报告父亲，父亲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一口咬定是我把这部打字机变卖了，然后诌个故事搪塞。我已经大到他不好动手再打，只见他脸色铁青地出门去。后来我知道，他去向朋友抱怨，打听怎么样可以弄出个脱离父子关系。但是老友都劝他不用这么干，父执辈的朋友是否个个相信我，不得而知。我一向撒谎成习，终于得了个现世报，现在真的遇着真狼，却完全的孤立无援。
也算老天有眼，没过多久，打开报纸，社会版上的一个边栏上，居然有一则消息，说是某人常常行骗，这一回却让人识破逮捕了。我细细地看这一则消息，其中说，他常常骗大学教授，有的时候是钱，有的时候是打字机等高级文具用品，也骗了不少的名人字画、古董器物。我越看越像他，派出所并没有跟我讲抓着了谁，就主动地去查问。派出所要我自己去四分局看看。
我这才知道，仁爱路四分局的后面，就是拘人关押的监牢，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见到牢狱。
空间很小，只有大概一两个榻榻米大，里面什么也没有，光光的地板而已。粗粗的方木条钉成的牢房，灰色的老漆斑剥不堪。灯光很暗，刚进去还看不太清楚，去打听的人不仅我一个，另外还有一位穿着旗袍的胖太太。定了定神，透过栅栏往里细看，这个人一时还不怎么认得出来。一头乱发，抱膝低着头坐在地上，金边眼镜没了，身边却有个小女孩，约莫三四岁，穿得十分单薄，梳着小马尾，倚在他身上，一声不响，好乖。
陪着我们的警察，低低的声音，很柔和地跟他说，某某，有人来看你了。他恍然抬眼，似乎也看不清的样子。警察又跟他说，某某，你过来。他听了便亲了亲小女儿，小女儿就安安静静地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爬到了栅栏前，像一只病狗。一双眼睛，再也没有当时的光亮，一脸茫然无助。
他跪在笼里，扶着栅栏。我立在笼外，还没等我开口，旁边的太太出声了，咬牙切齿的：
“你骗走了我们的那对青花瓶子，我先生回来，要跟我闹离婚。你害死我了！”
我也想要跟他说，你害我差不多脱离了父子关系，但我脱口而出的，却是：
“你认得我吗？”
他马上轻轻地点了点头，一丝丝想要反抗的意思都没有，我原本想要跟他讲的许多话，早已化作轻烟，无踪无迹。
就这么结束了是不是也叫做探监的活动。那架打字机是没有办法找回来了，父亲又买了一台很新潮的，扁扁的像一本书也似，他也用得很顺手。这一件事，就再也没有人提起。然而在我心里，最忘不掉的，是狼狈的他跟他身边的那个小女娃娃，好乖，在木笼的一个角落里，依偎着她的父亲，不声不响。这是一个至今依旧让我心疼的画面。
阿兄
高中二三年级之际，我离家出走，其实依然是走投无路，跟小时候想要逃家的时候，差别不大。然而我非走不可，就搬到了一位同学家，在他那儿挤了有大半年。那么惨淡的时光，也很长了。
这位高中在复兴中学同班的同学，名字是林良国，年纪比我大好几岁，是“反共救国军”出身，说得一口浓浓的福州腔调，高大英挺，目光炯炯，出门总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其实，他的状况经常是一文莫名。
他生活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里。
当时台北火车站，当然也不是现在的这个建筑，周边非常凌乱，所有的公车都在火车站集中，有好几百个站牌跟候车亭，一层层的长椅中间是公车车道，再过去还有非常广阔的脚踏车停车场，怕不停了上万辆的脚踏车。面对车站到处都是小吃店小吃摊还有职业介绍所，小小的一间又一间。现在新光三越那一大片，全是堆得满满的垃圾场。台北车站前在那个时候就是个大型垃圾弃置场。场边围着许多的违章建筑，用最将就的材料，盖最克难的房子。旧车胎、洋铁皮、别人扔掉用不着的甘蔗板、自己找来的木板木条，都能拼凑而成房屋跟桌椅。
因为是违建，他们多半也没有电可用，非用不可，只好从电线杆上私接，电力公司也睁一眼闭一眼。但是总要用水，那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