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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归玩笑，崇敬归崇敬，但这门课实在是没意思，把文学和文字弄得跟搞科研一样。高考时我一门心思要考中文系，开始学这门课后才忍不住后怕起来。
幸亏可以逃课，老师也高抬贵手，才没有把古代汉语学得那么精细。
王力老师，对不起了，我失去的是古代汉语那门课的“优”，进而失去了当选优秀毕业生的资格，进而失去了分配到比较好的单位。但是在这门课结束后，我得以真正享受起古色古香的国语，并没有被拆成一个个的使动用法、语气助词和平仄，我看《诗经》也没什么磕绊，也才发现《史记》居然是那么伟大的一部著作。
可以不读书，从更深的意义上说，绝对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是八十年代真正的魅力——你可以被允许进行相反方面的选择了。
是的，我可以热爱读书，也应该可以不读书；我可以说“是”，也应该可以说“不”；我最好是走直路，但也可以走弯路；我应该认真地过每一分钟，但也可以度过一段毫无意义的时光；我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但如果碌碌无为过一辈子的话，也犯不着觉得对不起谁。
我被要求加入到你的行列里来一起建设，也应允许我进行一番破坏；你希望我赞成你，你也允许我对你质疑和反对；我可以对你充满敬意，但你也要接受我对你产生疏离和背弃。
在那个时代，你不用承受那么多“必须”，甚至，你的勇气与出格还得到鼓励和赞赏。
正如美国法学界进行的那番争论，公民焚烧国旗犯不犯法？——“如果一个国家连焚烧国旗的自由都给你，那这个国家还不足够你来爱吗？”
这种弹性和宽松度，比起萨达姆在只有他一人候选的总统选举中还要弄出个近乎百分百的支持率来，比起中央电视台鼓吹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有百分之九十几的观众好评如潮来，要人道得多了。
让我们把这种“不读书主义”发扬光大：
姑娘，我向你求爱，你可以点头，是我莫大的幸福，但是，我也能接受你的拒绝。
哥们，我们的交情是一辈子的，但是，如果你有新的，新的彼岸，就可以离开我。我同样也可以。
亲爱的，我知道你希望我爱你十足十，但是，也请允许我，爱你只有六成六。
幸福的感觉涌遍全身
让我继续歌唱八十年代。
那个年代，百废待兴之际，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失血过久的肌体突然恢复了正常的血液循环，难免会兴奋异常，流动加速。人们的读书热情就像六年不让泡妞的拉塞尔·克罗（14）被突然扔在梅格·瑞安面前一样，怎能不荷尔之大蒙？
拿电影来说吧。1985年，北京举行法国影展，一部《火之战》（15）的票被炒到了七十元一张，而那时我上寄宿高中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十五元，这张票够生活一个学期——这部片子如今出了DVD，可以用七块钱买张D5，约等于一个麦香鱼；1989年，《走出非洲》在武汉的一家音像资料馆放映，大屏幕投影，画质模糊得如同气象云图，配音糟糕得如同街女拉客，但仍是万人空巷，成为那两个星期内恋人之间的最佳礼物，文化人之间的最佳话题，多少人如醉如痴，感慨奥斯卡是多么实至名归——十五年后，当年那个连看三遍的汉子与我一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突然停下脚步，揪住街边小店飘出的一缕音乐——“听，《走出非洲》！”
拿书来说吧。看过憋到极限的山洪喷薄而出的情景，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一本《红与黑》能让那么多人看得泪如雨下；你就能理解《日瓦格医生》的出版是比如今美国攻打伊拉克更让人们奔走相告的消息；你就能理解一个姑妈是书店员工的人能得到多少人的献媚；你就能理解一个姑娘为什么能让你像个疯子一样寤寐思服心旌摇荡——在十几年后的这个春夜，你仍能想起她捧读《天使望故乡》（16）的样子：头发枯黄，脑袋埋在书里像个虾米，戴着大大的眼镜，嘴出神地抿紧，两条长长的腿紧张地交结在一起，浑然不知世界的转动，还有你的存在。
中断的时间链条被重新接上，不管新的，还是旧的，在你眼中都是簇新的。你既在争夺失去的时间，又在与世界一同前行，你既在温故，又在知新，那时候的中国，比谁都丰富，我们在用一天走别人几年的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与师兄师姐们相比，我们这一代生逢其时，没有被失去太多的时间，反倒是别人被压缩的时间也释放到我们的校园。知识大潮涌来的时候，正值消化力和吸收力最旺盛的青春期。在自己最能读书的年龄，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读书，有大把的书可以读，有大把的人可以一起读，世上还有比这更让人愉快的事情吗？
孟德斑鸠说：没有。
至今想起来，仍是幸福的感觉涌遍全身。
从初中时看到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三册删节本《飘》，知道这是生活方式腐朽没落的江青最爱看的外国小说，惊诧于书中“郝思嘉”、“卫希礼”的译名开始，我就开始了寻宝之旅。就像段誉被乔峰带到丐帮，杏子林中，商略平生义，四周高手如云，每一个人面前都要抱拳作揖（17），而我在书海里，见到每一本书都要说一声“久仰”、“与君相见，幸何如哉”，然后一见如故，联榻抵足而眠。
啊，我的勃兰兑斯（18），我的威廉·曼彻斯特（19），我的《流放者归来》，我的《伊甸园之门》（20），到买到十二本全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整整半年沉浸其中，看得手心冒汗体似筛糠时，这种探宝旅程达到了高潮。当看到拉斯柯尼科夫走在广场上，突然想俯下身亲吻那片肮脏土地的时候，正是深夜，我趴在被窝里，赤身裸体，泣不成声。
我的八十年代。
1991年，我走上工作岗位，一个月工资和奖金加起来是一百二十元，所以大家都哭着喊着要上夜班，这样每月可以有五十元的夜班补助，很大一笔钱耶。
汇报这个帐目不是为了哭穷，而是为了显富——两年后，国家普调工资，我一个月的收入突然成了六七百元。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的工资是六七百元，可那会儿的书还是按照人们一二百元的工资水平定的价呀！
这是我另一处生逢其时的幸福生涯，并且更愉快的是，此时的我恰如其分地失恋了，不用把钱捐给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真是——从来没这么款过。
中华书局二十册一套的《资治通鉴》是58。2元，精装的《剑桥中国史》全部九本才一百多块，《中国人史纲》两本一套才8。45元，而两本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你知道是多少钱吗？
对不起，猜错了，是三元整。
你觊觎许久的美书（有人反对我创造出这个词吗？），终于可以被你如愿以偿地搬回家了。记得那时总是哥几个一块去书店，分头觅食，那厮喊道：“老六，我看到了一本浅蓝色的书。”
“你大爷的！”我的色盲并不怕人笑话，可毕竟书店里有那么多人，如果让我循色找去，结果捧着红宝书回家，岂不污了读书人的名头？
“是左琴科（21）的《一部浅蓝色的书》。”
“哦。”我的脸羞得连自己都知道那是红色了，“帮我暖住！”
“暖”是我们之间发明的淘书专用词，类似抱窝的母鸡孵小鸡，要将其牢牢地摁在自己身下，迈克尔·泰森来抢都不给。
抱着一大堆书到结帐处，一边从口袋里排出几张大钞付帐，一边吩咐人将书用牛皮纸捆扎起来，那种感觉跟二奶押着大款席卷燕莎赛特（22）没什么两样。
迫不及待回到宿舍，打开纸包，一本本书拿出来，捧在手中，许多还是老相识，当年在图书馆就一见倾心，却直到现在才真正属于自己，平展的页面，整齐的切割，把鼻子凑近，嗅一下诱人的芳香。
你怎能不幸福得直哼哼？
如今有个字眼叫“物流”。应该说，当年的物流是很不发达的，这是商品经济不完善的症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一桩好事——你到任何一家书店，都忍不住进去看看，并且总能发现在别处找不到的美书。美书就像美女，不能太容易得手。
每到一个城市，去考察一下当地的书店，像燕子积巢一样往家里搬书，这是一个多会过日子的男人啊。
1993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是我第一次去这个繁华的都市。住了两天组委会给安排的豪华所在，心疼得不行，就跟另一个朋友搬出银星宾馆，住到了旁边的交大招待所，然后，他去淘碟，我去买书。
让出租车拉到一条书店云集的街上，一家家店逛起，到得傍晚，落日熔金，拎着两大包书走到街边，正要拦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