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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只有我一个人提篮采购，淘了一大堆影碟，然后抱着回家。坐在出租车中，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望着外面的红尘如烟，看着怀中的佳片如梦，感觉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的幸福。然后我给寂寞鬼打了一个电话，与他分享了这种心情。当时我们心中都充溢着一种欢歌。
人是一种很贱的动物，好事情往往没有坏事儿记得清。我也吃过很多顿豪华的腐败宴会，但不过是一片片浮云。酒席上大家右手拿筷运箸如飞，左手端杯觥筹交错，但在我的眼中看来，手里挥舞的全是小铁锹，他们在奋力挖坑，准备把别人埋掉。整个北京就是这么一个大工地，大家都在挥锹挖坑，埋掉人或被人埋掉。
在这样一个工地上，能偷出浮生半日闲去买碟，并且吃上一份陕西凉皮，吃的环境尽管不太好，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呼啸寒风中蹲在路边，手冻得几乎伸不直，凉皮夹杂着冰碴，但我还是吃得无比香甜，因为不用惦记挖坑埋人。
所以吃陕西凉皮的情景成了我记忆中的珍藏。
琼瑶有一个小说，说是一对恋人患难时，共同分享了一杯甘蔗汁，后来恩情不再，那男人灵机一动，就找了一杯甘蔗汁挑逗那女人，换得鸳梦重温（5）。朋友，以后如果我不幸成了植物人，或天良泯灭变成个混蛋，就请你拿份陕西凉皮在我鼻子前扇扇味儿，我要再不清醒，就麻烦您放一张DVD，让杜比（6）的环绕音响飘进我的耳朵。
盗版影碟市场
“高台阶”位于西四北端，一楼卖工业品，牌子上书“蛇皮管”，进门后爬一个很高的楼梯上得二楼，是一溜排开的几十家摊位，宛如大通铺，所以这块地方有三个名字：蛇皮管、高台阶（在网上经常被缩写为GTJ）、大通铺。这里是北京市中间带眼的塑料圆片片爱好者的天堂。
我此时已经白领ed，对购物地点也讲究起来，如果选择余地多的话，更愿意去那种汗味
较轻不用蹲着挑碟的地方，所以对高台阶不是很有感情，这里只是个拾遗补缺的地方。但我每次走进里面，看着那么多年轻人热切地捧着一张张影碟或游戏软件光盘，心里依然很激动。中国的孩子终于可以跟别人在同一起跑线上享受同样的人类文明成果了，那一个个如饥似渴的少年，谁敢说他就不是以后的林纳斯·托瓦兹（7）或比尔·盖茨（8）？
但这块地方毕竟做的是违法侵权的勾当，在有关部门的追剿下，高台阶命运多舛，经常有某些小店被抄，甚至整个大通铺被端也是家常便饭。经历了几番风雨之后，高台阶终于盛景不再，先是转成网吧，又在网吧整顿运动中被毙。
闲言碎语不用说，
表一表好汉老六哥，
这天他去高台阶，
差点儿就被警察捉。
几句山东快书道罢，说说我的那次高台阶惊魂记。
那日跟寂寞鬼约好高台阶会合，我先到一步，就坐在一家小店最里面的沙发上等他，边欣赏搁在腿上的一堆碟。
突然，人声鼎沸的高台阶有一句低沉急促的声音破碎虚空，我一时没有听清喊的是什么。抬目望去，人群正仓皇四散。我把腿上的碟拿开，又站起身来，这时店里的十几人都已消失，门也已经被锁上，一只手在门外边拉上窗帘边对我说：“躲着别动！过一会儿来接你。”
古代汉语中有许多副词形容时间之迅忽，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等我回过味儿来，知道那句话喊的是“收”时，摩肩接踵的高台阶已经变得一片沉寂，只有我一人孤零零地坐在沙发上不敢动弹，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又是一个突然，我的手机破碎虚空，刺耳的铃声在空气中激荡。我就想起了《枪火》中的那个镜头。
响了两声后，我战战兢兢地接起，压低声音说了声“喂”。
是寂寞鬼打来的，告诉我他正和小店老板站在马路边，风声马上就要过去，让我不要害怕。
警报解除，我走出高台阶，张眼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原来是电视台的一帮杂碎抗着摄象机来采风，才导致一片混乱。这帮傻蛋，买起碟来比谁都欢实，还惦记着来搞人家，良心死了死了的。
大学时我经常脑海中出现这样一个情节：高中一对特好的兄弟，一个当了警察，一个当了贼，在某一年，一人把枪口对准了另一人……经过十几年的冲刷，这个情节已经淡忘了，我又开始编造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记者，一个碟贩，两人在买卖碟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碟贩在打击中身陷囹圄，而记者正在奋笔疾书，我国重拳打击盗版，擒获碟贩某某某云。
2001年元旦前夕，我来到广州，与南方报业的精英们迎接新世纪。程益中先写完《南方都市报》元旦社论（我看了初稿，最后一句是“不是我们太NB，而是他们太SB”，不知道见报后是否保留），赶到饭馆。我见到这个憔悴憨厚的江西汉子，第一声招呼就是：“狗蛋！”
他并不明白我为什么对他怀有这么大的仇恨，还以君子之心待小人之客，特意安排了一个小兄弟陪我逛广州的盗版影碟市场。我为牺牲了这哥们的休假时间而内疚，他倒很是乐滋滋地把我牵到一个类似北平大通铺的地方。
一进碟市，那股熟悉的汗味儿、烟味儿、塑料味儿、脚臭味儿，夹杂着动听的讨价还价的粤语扑鼻而来，我就再也忍不住了，像昆汀·塔伦蒂诺见到吴宇森（9）一样加快脚步，衔枚疾走。
那兄弟走得也不慢，还边走边对我说：“六哥，你知道吗？我一进这地方，一闻到这股味儿，就有一种陶醉的感觉。”
我此时已被熏晕，不及多说，只是动情地抱了抱他的肩头。
购得《小偷》、《赌神》等一堆好碟后，我心满意足地与那兄弟寒暄，才知道他叫吴强。
一年后，他被体坛大鳄瞿优远（10）招至麾下，来京主编《足球周刊》。某日下午相约三里屯某酒吧见面，我到了地方，愣没找到他。原来当年半日相伴，我的眼中只有碟片闪烁，根本来不及分心看一眼他的模样。
碰头后我最关心的当然就是：“你的那些碟带来了吗？”
后来吴强又随李承鹏入川操练《二十一世纪体育报》，那张报纸很快便无疾而终，不知道他又流落到何处。
江湖多险恶，人生几飘零，与我们忠贞相伴的，只有那些闪亮的小碟碟。
碟市
前两年我出差较多，每到一个地方，公家的事儿可以将就拖拉，名胜古迹可以拿文字介绍来想象一下，但当地的影碟市场是一定要去考察一番的。久而久之，弥漫在各地的朋友都知道了我的“三陪”标准——陪喝酒、陪打麻将、陪买盗版影碟。他们的三陪质量也决定了我好友簿上的排名顺序，其中对影碟市场的熟谙程度是最重要的一项指标。
没办法，我就是这么务实又势利。
并且我还有一个本事：能够跟当地的盗版贩子在尽快短的时间里打得火热。某年，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石家庄，老友带我来到华北地区的光盘集散地太和电子城，把我搁到一个盗版贩子那里，我与之暗通款曲。等下次再去，那厮已经琵琶另抱，见我们走来，先冲我打招呼，先递给我烟抽，惟一的一个小马扎也让给我坐，还“哥”啊“哥”的叫着，气得老友直骂婊子无情贩子无义。
可是我喜欢这种横爱夺刀的把戏。
出差到某地，没有不熟识的人是不可能的，但指望到处都有与你志同道合爱碟的人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经常是孤独的，或被二杆子选手乱指一顿进行无效奔波。长此以往，我也训练出了比猎犬还敏锐的嗅觉，到任何一个地方，那怕两眼一抹黑，也能找到锦衣夜行的DVD，无往而不利。
惟一的例外发生在常州，新千年的第三天我在那里逡巡，城市并不大，但我愣是没找到一家过得去的碟店，卖LD版的泳装卡拉OK倒是不少。
后来我见到了几个来自常州的美女作家，觉得她们在那片土地上是很容易成才的：没有视听产品的干扰可以让她们安心码字儿，泳装卡拉OK看多了自然身材魔鬼。
伍思凯曾经唱：“纽约达拉斯洛杉矶，寂寞公路每站都下雪”（11），而对于我来说，上海厦门和长沙，祖国无处不飞花。当然是影碟之花。
前两年各地的碟市发展很不平衡，也可以说是各有特色，经常能在此处买到在其他处买不到的好东西，所以必须要坚持贼不走空以及不怕贼偷也怕贼惦记的原则。上海的慈溪路、成都的电脑城、杭州的西湖酒吧区、长沙的凤凰台、无锡的劝业场、青岛的胶州路，到处都有我流连忘返的身影。
如今不行了，影碟市场全线飘红，全国一盘棋，各地的碟市也日趋大同，变得毫无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