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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节俭没的说，逢年过节总该改善改善一下生活吧，哪怕是吃上一顿豆腐啊！不过，有李殿军在家谁也不敢提个“吃”字。
一天，李殿军早早就出去了，说要晚上才能回来，这可是一个给大家“改馋”的好机会。他一走，几个侄媳妇就忙乎起来了，泡豆子的，刷磨的，套驴的……人人动手，个个不闲着，开始做大豆腐。
泡豆子得需要功夫，所以直到中午豆腐才做成。还没等把锅碗瓢盆收拾干净，在门口负责放哨的人就跑进屋里，说当家的回来了。侄媳妇们慌作一团，李凤仁母亲倒是有办法了，他叫一个孩子把一大捧豆子散在大门外面。
李殿军走到自己家大门口，一眼就看见了了那么多黄乎乎的豆子，蹲下身来就捡，足足捡了一个多小时才进屋。
有人问了，黄豆虽然比芝麻大，那也不容易让他看见啊。是的，一般人是很难发现地上的豆子的。李殿军就不一样了，他走路从来都是低着头的，图的就是能捡到点什么，见到驴“巴巴蛋”都能捡回来，不然怎么叫“抠儿”啊。
豆子捡净了，做豆腐吃豆腐的痕迹也荡然无存了。
靠捡豆子精神捡个富农分子，李殿军忘记了前车之鉴，他的过家之道在解放后依然我行我素，秦章萧随。虽然土地被分了，加精败落了，但到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家资又殷实起来。
在我们家前院，李殿军与老王家共住三间房，李家住东屋，王家住西屋，中间的外屋一家一半。王家是贫农，两家本应该是“水火不容”的阶级斗争的关系，但不仅能够“猫鼠同居”，还能解秦晋之好。这是事实……
王家和我可是至亲，我的夫人就是他家的亲侄女，王家的事我怎么不会一目了然？
王家为了吞并李家那一间半房子和他们手头那丰厚的积蓄（富农土改时分地不分家产细软，都说他们家有很多的黄金），就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殿军的老儿子。
李殿军最小的儿子李庆新本分勤劳，为人和气又有几分灵气。要不是成分不好，论外表和气质，对象是不愁的，无奈有个带帽的爹婚姻大事也就耽误了许多年。总之，王家的姑娘嫁给李家绝不会缺吃少稍，为衣食犯愁。
王家的姑娘过门了，没多长时间就和公婆分居了，贫下中农不能和“地富”混线。李殿军为儿子的“长治久安”着想搬了出去，这三间房自然被王家一统天下了。
到了“文革”如火如荼的节骨眼上，王家的五叔王玉明从一百多里路的大柳屯回老家串门来了。他听说侄女嫁给了整天游街示众的富农分子的儿子，为此大为光火。王家也因为这样的尴尬倍感羞愧难当，于是帮打鸳鸯的闹剧开始了。
这五叔是个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王氏家族视他为神明、高人。他说的话一言九鼎，相当于家族中的最高指示。王家这门亲事本来就基础不牢，经王五叔这么一番政治震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李庆新赔了夫人又“折兵”，王家领回自己的姑娘还有她肚子里岁月已深的孩子。离婚后孩子生下来了，李家没有要，怕跟着他们受罪，可怜她刚刚问世本来有父有母，却没爹没妈。
几年后，李殿军带着那顶沉重的帽子，撇下他的儿子和重新建立起来的家业撒手人寰了。李殿军治家有道，但也败家独到。他的一辈子就是“治了又败，败了又治，反反复复，死而后已”。
3 亲密的乡邻（无底深渊）（2）
3亲密的乡邻（无底深渊）（2）
李学清的祖父我没有见过，上些年岁的人都说他很像他的祖父，而且越来越像，大概每一家人多是这样的吧。
自从我高中毕业参加农业生产以来，到1998年初秋去北京，34年来我们有30来年的邻居历史，可谓亲密无间了。
在农村不像在城市，人与人见面没有相互称老张老李的，大家总有个辈分长幼的伦理称呼，不然别人就笑话你没大没小。别说是在村子里，就是在乡政府机关上班，人人也多称兄道弟的。前些年在机关这种称呼还差一点，近几年成了时尚，成了打招呼的准则了。我的年龄稍大一点，占了不少“便宜”，十有八九都叫我“李哥”，也有叫我“大哥”的，挺近乎的。约定俗成，一过90年代，上司和“下司”也互相称兄道弟的了。
李学清家同我们家有几辈子的姑表亲缘，我的亲姑太太、堂姑姑、堂妹妹都嫁到他们家。按辈分论，我叫李学清三叔。他的耳朵有那么一点失聪，不爱言语，就叫他“三傻子”。这外号是他父母叫出来的，外人很少这么称呼他，但尽人皆知。我们在1961年就是邻居了，那是我还在念初中，就知道他有这个雅号。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李学清一点都不傻，原来曾经怀疑过——他不傻，他的爹妈怎么叫他傻子啊？
我明白了，大概有两个原因爹妈说他傻。
一是改造落后地区时，他们家的成分由中农变为富裕中农，升了一级。他爹就嘱咐他少说话，少惹是非没装聋作哑没有毛病。二是他从小就有“口病”，舌头大发音不那么准确，说话越多舌头显得越大，少说话别人就少取笑，日后的对象千万别受舌头的影响。对此，李学清言听计从，足见他“聪明过人”，城府很深，就像他的爹爹。
一来二去，李学清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呆”，也就是傻。同他开玩笑，他更是装聋作哑，不和你说半句话。其实，他不但不傻而且很尖。大家都说，“把李学清当傻子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傻子”。
生产队没解体的时候，李学清一家9口人，算是个大家庭了。父母妻子和5个孩子，只有他一个人挣工分，日子过得很紧巴。家里仅有的几个钱都要放在父亲那里统筹支出，只有过年了，才买上几个苹果，大人和孩子在除夕夜用刀切瓣分着吃。冻秋梨没有办法切开，就好一人一个，真难啊。
那年过年，三婶感冒了，几天都是卧床不起，也没看医生。三叔的那个梨没舍得吃，他贴在三婶的耳朵根子说：“你吃吧，别留着了，我这还有一个呢。”
想不到，一个有病发烧听不见来人拜年的动静，一个耳朵因为上火也不好使了，这句话被人听去了。一传十十传百，生产对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句悄悄话，和他闹笑话的人就拿它说事。当然，一到这个时候都笑了，那也是苦恼人的笑罢了。
“大帮轰”的时候谁也不必谁家强多少，但像李学清家这样困难境况也够得上典型了。他的父亲害怕他的日子过“洒汤”了，便采取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尤其是财政大权。大到买衣服布料，小到针头线脑，凡是花钱的事，一切都有他说了算，而且亲自去操作。
老头终于老了，生产队在他“拿不动腿，张不开嘴”的两年前提前“死亡”了。他总算看到儿子靠责任田挣回大把大把的血汗钱，又要翻盖新房，又要去两个孙子媳妇，但他还是没有住上新房。
土地承包到户，李学清家人口多，劳力也多，承包的责任田也就多，是本生产队的第一大户。头一年就是个大丰收，头一年大人孩子穿上崭新的衣服。只几年的光景，李学清成了原生产队的首富，接连盖两座新的砖瓦房，娶进两个儿媳妇，发送了两位老人。这么多大宗的事，要不是“改革”他哭都哭不上调来。
5个孩子中的两男两女先后成家立业了，剩下的小儿子正在念中专。到了这个时候，李学清的积蓄，也就是承包土地得到的油水差不多消耗殆尽，几近枯竭了。原因有4个：一是办了那么多的大事情得花大钱，哪宗事也不是省油的灯；二是儿子都分家另过，土地也分散了，留给他的土地有限。老爷子年代的一统天下变成了三足鼎立，瓜分了强盛态势；三是农村改革后各项费用提取的增长速度，大大地超过粮食生产效益的增幅。这是最根本的“败落”因素，也就是农民的负担大大地加重了；他的小儿子念书的学校是私营自费的，学费太高。这时的李学清老两口已近古稀之年，可他们还有未尽的“事业”等待他们去完成。那就是供小儿子读书，毕业后筹备婚事，购置楼房……哪一项都是责无旁贷的，都是神圣不可推卸的！
除了“三傻子”的外号，李学清还有一个人人称道的雅号——“铁人”！这是大家公认的，叫得出口的，他愿意接受的，恰如其分的。
自打我认识他，他从来没得过头疼脑热大灾小病，一年到头，从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