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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但是，为了孩子的前程，他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住了——不打骂孩子，尽管很是让他生气。
一年来的时间总算没有白白浪费，1997年暑期，他的女儿考上了省属重点高中——新民市高中，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大学的门槛。
所有正直的人对时弊无不深恶痛绝，所有钻营的人对龌龊无不趋之若鹜。
他的一个亲属在村里也是个头目人，只因他看不管他那套“腐朽”而日渐疏远。他交的朋友完全是遵照志同道合原则的同道者，无一例外。一些有点权势的家长，为了孩子向他靠拢以示亲近，刘晓维从不接受他们的暗送秋波。他不花他们的脏钱，更不愿意看他们那张笑不由衷的嘴脸。但是，家长归家长，孩子归孩子，只要肯学习，只要他有希望，他都是尽心竭力地辅导，让孩子如愿以偿。我也正是感受到他这种人格的力量，才有“力量”直言不讳地同他的“弊端”较量，毫不客气地批评他。这就是真诚吧……
刘晓维有一个很有权势的亲戚，是新民市人事局的局长。通过他，刘晓维可以辞去老师的职业，到官场上风光风光，或者就地升官，当个主任校长什么的干干。他不去想，更不去做，也从来不张扬自己还有这么一个“权倾朝野”的贵族，来为自己撑门面。
有好多消息灵通人士，知道他和人事局长有这么一层关系，也知道我和刘晓维的关系非同小可，就求我为他们投石问路。我说：刘晓维自己都不去麻烦他，怎么可能为了你的事和他“低三下四”啊？
1998年，我55岁了，刘晓维43岁。我们应该是成熟的人了，会有更成熟的话题交流探讨。可惜的是，9月20日，我辞别了所有的朋友去了北京，也告别了多年朝夕相处的乡邻。
乡邻，永生难忘，却难在一别。
第六章 我的乡邻 1 儿时的邻居（兵燹战乱）（1）
第六章我的乡邻1儿时的邻居（兵燹战乱）（1）
屈指算来，从我有了记忆时起，到现在我一共搬了18次家。逃避辽河泛滥搬家，躲避兵燹战乱搬家，随父亲工作调动搬家，“树大分枝”另起炉灶搬家，“父随子往”搬家……在搬家中，我饱尝了“穷搬家，富挪坟”的苦楚，也感受到了“人挪活，树挪死”的快慰。苦楚中，一想起我的乡邻就感到一丝难忍的惆怅，人又在回忆中体现着以往的快慰。快慰中，留恋之情又让我陷入不泯的深思而感慨。
1946年冬，正值八路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在辽河两岸“拉锯”时期，可谓朝秦暮楚，民不聊生。祖母父母抱着我去了姥姥家躲避兵荒马乱。等稍微“太平”一点回家过年的时候，所有的家资被国民党洗劫一空。骡马和铁车被八路军“借去”了，没留下欠条，是通过邻居借走的，回来时他们转告父亲说的。
那时，平日生活都得靠借米下锅，大年初一还能吃上饺子吗？和我们家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是老王家，老王头排行第八，我叫他王八爷，他的大名叫王永升。他们家是贫农，五六个孩子，日子过得也很紧巴。好在王家平素节俭度日，口挪肚攒，过年时和我们比自然丰盛了许多，老老少少都在盼望过年吃上一顿饺子。
大年初一早上，我就被祖母叫醒了，他背着我去街上转。祖母是个很有心计的人，所以把我早早地叫起来，就是怕我闻到老王家的饺子味哭闹。我虽然还很小，但也懂得“人味”，看大人那种沮丧的神情，就处处听从大人的摆布，不声不响。
祖母背起我还没等出屋，王八爷和八奶就端着饺子过来了。祖母好说歹说只留下一碗饺子给我吃，其余的只好端了回去。王八爷知道祖母的为人和性格，只好打着咳声离去。
王家全是男孩子，有两个比我还小，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八爷八奶从来都告诉他们不要欺负我，我们也从来不打架吵架。等我长大了，我懂得了，是八爷八奶弥补了我一生唯一的一次缺憾——我没有一年没吃上饺子，即使是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
20多年过去了，我的孩子和我当年一般大了。家家户户虽说不至于吃不上饺子，可吃饺子的味道也是“千年等一回”，眼睛都盼红了。孩子们盼的就是大年初一那顿饺子。苦熬苦盼的酸劲儿，何止可以用“千年”来描述啊！那一年，我家后院老夏家那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一顿就吃下90多个饺子，得2斤白面才能包下来！于是我想起了当年八爷八奶家的孩子，也会有人一顿吃下那么多的饺子的，那时比现在还“熬苦”啊。他们把自己孩子的口福给了我，可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们的，仅仅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也是遗憾。
1997年夏天，王八爷的五儿子王文明从沈阳来乡里办理户口手续见到了我，好不亲热，我们好久不见了。
王文明比我小一岁，他的对象是沈阳的知识青年。10多年前他随她去了沈阳，办的是假离婚手续，现在要复婚迁户口。
来到乡里没认出我来时，王文明满脸的愁云，不知道找谁可以顺利办手续。我主动认识了他，王文明立即“多云转晴”。他万万没有想到，几道“复杂”的手续，在我这都简化了，都由我签字盖章，2分钟了事。
但是，其中有一条，必须先有原户口所在地认可后方可盖乡政府的公章，急得他冒汗。打电话，村里没有人，他父母家里也没有人，农忙时节都忙在地里啊。我对他的情况很了解，这道手续就免了，章照样盖，字照样签，用不着在我这卡壳。他百感交集，他说，今天办不成就白跑二年了，时效过期，所有的手续就是废纸一张。我送他出办公室，他向前紧走几步又回过头来瞅瞅我，似乎有什么话要说。我摆摆手，表示知道他要说什么，他一转身急忙向车站跑去。
也许他根本不知道“饺子”的故事，或是早就忘记了。但那是历史，是绝不会被时间淡化的。
“大乱进城，小乱下乡”。1947年春沈阳地区两军决战，就要“大乱”了，我们全家再一次搬到沈阳广宜街附近的太清宫那里躲避战火。当时母亲就要生孩子了，家里却没有滴米，常常上顿接不上下顿。为了能让我隔三差五吃上一顿饱饭，母亲就领我去附近的舅舅，我们住得不远，算是邻居吧。
舅舅也是逃难的，老家在我老家的东面八九华里路的石佛寺。老舅和姥爷一起生活过得很殷实，来沈阳前就把许多的粮食拉到城里来，母亲事后说那粮食吃上几年都不会空。可是，每当我来舅舅家吃饭的时候，母亲从来不吃一口。那时的粮食比黄金还要贵，吃人家的饭就等于变相拿人家的钱。那时的沈阳物价飞涨，一袋子钱买不来一袋子米。后来很长时间不去老舅家了，是母亲再也不想看老舅和老舅妈那两张阴沉的脸了。
为了糊口，父亲经过考试当上了警察，仅仅当了十几天的警察。
母亲生孩子了，就是我的二弟，小名叫“二孩子”，我至今记得的。父亲忙于，祖母不在母亲的身边，没有一个人来照顾我们母子三人。幸好一个姓郭的大娘长带些米面来我家，她一边照料来月子的母亲，一边让她的女儿陪着我玩。这个小女孩比我大一两岁，很是瘦弱，但很机灵和善懂事，我实在记不起她叫什么名字了，当时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院门朝南开的，院子里有一家开买卖的，进货出货免不了掉这掉那的。人家不在乎这些小东西，我们俩就捡着玩，每一次她都比我捡的多。最后我们把捡到的东西放在一起平均分配。这些东西很像冰糖，白色透明的，一块一块的，我们不认识是什么。拿回家里，母亲说是白矾，闹嗓子、包红指甲都用得着，母亲精心地留下了。解放后了，我还用它包过红指甲呢，小学毕业的时候这些白矾还有很多。
回想起“白矾”，我的心里总有那么一点苦涩，倒不是苦在那时像白矾一样的生活，而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姐姐，她现在还好吗？家在哪里……
半个月以后，父亲辞官不做了，不久又搬回原址——董家窝铺老家。老家太平了，结束了“拉锯战”给人们带来的蹂躏之痛。城里大乱了，八路军就要围城开火了，我们就是在开火前离开沈阳的，那时叫奉天。再后来，只要我去沈阳，就要到太清宫那转一转看一看。我大了，但我依然幼稚，即使我真的看见了那个小姐姐，我们还会认识吗？
解放后1949年的第一场大水冲倒了老家的房屋，从此开始了随父亲四处漂流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