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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管理站有这个权利，管理交通车辆的权利。他对工作很认真，对手续不健全的车辆一律按章行事，或扣押或罚款，一视同仁。大多手续不健全的车主都有背景，从来不办理什么执照，缴纳什么管理费用，草民哪个敢目无法纪？刘春州倔强得很，你越是和某某结缘当靠山，我越是跟你不讲“人缘”，当你的拦路大山，就先拿你以身试法。开始，他给“靠山”的面子，反正你还得栽到我的手里，吃惯这碗饭了，他们不会放弃。所以，第二次被扣车，领导不好说话了，只得任惩认罚。他的原则是：我只给你一次机会，下不为例！这也是只给你领导一次说情的机会。
我和他开玩笑说要给他送礼，他哈哈一笑。真要一提“送礼”俩字，他保准火冒三丈，气不打一处来。他说：“这些车主们，给靠山送礼的钱，足够缴纳管理费的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图的是什么！”我问他，既然你有权利，那些人为什么不给你送礼？他笑了，说，给我送礼只能解决放行这一件事，给靠山送礼不仅可以放行，还能拉上关系办其他的事，一举两得，比给我送礼便宜多了。是的，市场经济嘛，人人都会算账，怎么个算法各不相同，算眼前算长远更是大不相同。
刘春州的父母都是河北昌黎人，同我的岳母是老乡，有时候我们之间也会以此为话题闲聊。他父亲刘景权原来在本乡粮库上班，后来乡里成立了粮食管理所，他就到乡里上班了，我们就认识了，也有了更多的交往，那时刘春州还小。爷俩个为人性格大体一致，但他们的闯劲却是天壤之别，一个是守业型的，一个是创业型的。
在我出任鞋厂厂长的时候，刘春州正在筹备建房，准备搬出乡政府大院另起炉灶，干了一番事业。和他同时另起炉灶的还有林业站，干到半路就停工了，直径依然是一片废墟。相形见绌，刘春州想干事能干事，且又雷厉风行，人人称道。刘春州的办公官邸落成了，一不请客收礼，而不声张造势，悄悄地把事先多建的房屋出租了，解决了招待费用的开销，处处为公，精打细算。于是人们慨叹着：有些人连自己的小家都管理不好，让他去管理大家，让他去闯，只能闯出一个又一个破破烂烂的大窟窿。这样的人和事还少吗？比比皆是！
从1984年起，辽河连年水患成灾，沿河五个行政村无疑幸免于难，村里的经济早就越过崩溃的界线。这其中无不与“乱闯”有关系，创出了一个难以弥补的大窟窿。
五个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但也不能差得太多。且不说长论短，那也得个有功能和长处吧。我们那五个村，除了二道房村外，他们既有内债又有外债，方方面面无一是处。这五个村的地理条件相同，村干部们从小也不比谁缺奶，差距怎么会那么大呢？同在一块蓝天下生存繁衍，很难找出先天不足的差别，客观上不同之处，怎么就“性相近，习相远”了呢？听听老百姓唠的实在嗑，也许会找到答案。
“人家二道房村干部，没有一个人打麻将的，俺们的书记主任可好，把村部鼓捣成麻将社了……”
一语道破天机，整天夜以继日地沉湎于“万、饼、条”，那还有心思顾上群众的“吃、喝、烧”啊？二道房村干部是个啥样的人？
杨焕杰（也作杨桓杰），党支部书记，新民市人大代表，别说是本村人对他有口皆碑，就是外村人说起他来也无不交口称赞。
他这个代表是由五个村共同选举出来的，没有真本事可能吗？再说了，其他那五个村的干部谁不想弄个代表当当？没有不争这个头衔的，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代表岂能是争来的？他们也不想想为什么争不来，而年年去争。
我和杨焕杰一无亲二无故，经济上更没有任何交易，没有一分钱的来往。有的是经常性的思想交流，和对农业生产上的技术交流与探讨，情感日浓。那时候的乡村干部都在上级的指示下，进行“进修”，参与“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的学习，毕业了学历是中专，国家承认。杨焕杰靠理论与实践互动取得了毕业证书，不像党委书记赵国林委派他的手下去替考混文凭。
他家房前屋后的菜园子和我家的一样，是一块杂七杂八的试验田。有一次，他对很晚播种的玉米，到秋天也“成熟”了有些不解，认为有效积温不够，是不能成熟的。对这种现象我也有过观察和思考，我的看法是：种子虽然没有播下去生根出土，但因为气温很高，种子已经打破了休眠状态，有效积温已经对它起作用了。也就是说，种子没入土出芽之前，它已经获得了有效积温。所以，它的有效积温已经在这以前开始积累了。他对我的论证表示赞许，我们的交流都是有关这方面的探讨。当然，除了知识，我们也谈政治。
那天我去他们村蹲点，我就问他：“别的书记都打麻将，你成了个别分子，人家不奚落你吗？”
“怎么不会，没办法我也去，他们玩，我看书……”
新安堡的村书记用公款打麻将，被群众告发，撤了职。其他村的书记们是不是也在公款中“娱乐”呢？不然的话，他们哪来那么多的钱成年累月地玩？今天你到我村来玩，我酒肉伺候，明天你再回访，吃喝也跟着升级，感情嘛。也许玩麻将的赌资就从“招待费”里报销了。尤其是乡里开会过后，更是他们进行欢乐的大好时机。一是好向村里交代，“我开会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二是可以对家属瞒天过海，“我开会去了，什么也没有干，别找我”。所以，这些村干部就盼开会，会还没等开上，去哪里娱乐却事先选好了，只恨领导讲起来没完没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如此这般的花天酒地纵欲行乐就没有管管吗？
我还问你呢，谁来管？管谁呢？老鸹落在猪身上，彼此一样黑，大官大耍，小官小耍，“臭是一窝，烂是一块”，臭味相投，谁也不嫌弃谁。耍谁呢？老百姓！有道是：“群众气得怨声载道，酒店乐得鸣鞭放炮”，“有人欢乐有人愁，有人做马有人牛”。牛，村干部真牛！
于是乎，有几个村干部看出了这里的无限商机，自己开了酒店，一条龙地作威作福，其乐融融，其乐也无穷。
翻开个个债台高筑的欠债村的账簿，你是看不到一笔“吃喝玩，贪占送”的开销的。这些开销数额巨大，却不显山露水，其中自有门道，变通就是通则，就是法宝，＇奇。书＇人人都掌握得纯熟干练。对此，上面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甚或他们就是授予变通技巧的大师，瞒天过海的教练，休戚与共的连体，不一而足。
众所公认，多年来，杨焕杰没有一张饭店的条据在饭店那里“扣押”，没有一次“随大溜”或单独去领导那里拜年、“燎锅底”……我曾问过他，“你就不怕丢官吗？”
他说：“全村2000多口人不怕的事，为什么唯独我自己害怕？”
这回答太深刻了，可见他真的是“另类村官”。
或许是惺惺相惜吧，他很敬重我：“大哥，你这个人了不起，太随和了，乡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当面背后没有说你孬的……”
我笑了：“你随和吗？不吃不喝，不玩不送，绝对没有说你坏话的。”
我们这号人实在没有什么别的“乐趣”，只能是孤芳自赏和相互吹捧了，但我们笑得很惬意，很开心。
1999年12月底，我从北京回单位办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幸运的见到了杨焕杰。上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谈话，也是一次没有酒水没有肴馔的“精神会餐”，但却无比的香甜。
村里的干部像杨焕杰这样的也还有，只是为数不多。按我的标准，村干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干部”，一类是“业余干部”。
业余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下台后照样活得很好，且无怨无悔。业余干部为什么会下台？原因的差距很大，有的是自作自受，有的是败在宗族派系上。有的是自己自愿解甲归田，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或者说，他们“处人待事”很外行，很业余。这些干部口碑都很好，治家也是内行，官方认为“保守”不新潮……
职业干部和业余干部恰恰相反，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一干就是十几年，还有几十年的，就像皇上。有的儿子接着老子继续干，世袭了，好像不当干部就活不了似的。事实也真是如此，“在位就富，下台就穷”。其实这些人就是社会上的混混，混社会，社会养了这么一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