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曹老师一上场，一站位，我就特高兴，他是行家，也是高手。那就叫“行家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我是左撇子，打左前锋，王文杰打左后卫……半场球下来，我们遥遥领先对手，落下对方十多分。最后，我们大比分赢了三面船学校男队。
三面船是来“挑战”的，且胸有成竹来对抗。原以为自己实力雄厚，在河北打遍天下无敌手，如今输了球，自然心有不甘。
有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尽管那时我们学校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我们给尽地主之谊，款待了客人。酒到酣处，我提议一个月后去三面船回访，令他们欣喜得很，也是他们的心意。
易地再战，大获全胜，这都是我们有个大中锋的优势。其实，曹老师的个头并不是太高，不到1。80米，但他技术全面，脚步灵活，视野开阔，弹跳力很强……是个难得的“球才”。
德盛堡学校的球队名声大振，先后受到法库县3所学校的约请，进行友谊联赛。不久，发展到辽河南北6个球队定期联赛。
从此，我们和曹老师成了真正的“球友”，也是忘年交，或叫做半师半友。我们常在一起谈球，谈时政，也谈人生，也在一起喝酒聊天论家常。每每都是曹老师出钱，不让我们花一分纹银。他说：“我比你们好多了，等你们宽裕的时候再请我吧……”我们还能说什么啊，每次去他家吃饭，都是曹老师事先安排好的，就说有些农活让我们帮忙。比如：挖菜窖、打坯、跺墙……这些活他不会干，但他早就求人干完了，让我们去就是喝酒。
正像曹老师所说的——社会慢慢就会走向正轨，“文革”就要结束了，而我们的交往却下轨了。曹老师在落实政策中，被调回了沈阳，任某中学教导主任。从此我们未曾谋面，想不到他竟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死后好多年我才知道……
3 同行诸友（天赐良缘）（4）
3同行诸友（天赐良缘）（4）
在曹老师回沈阳之前，另一名年轻的老师也离开了学校。他是68届的知识青年张玉林——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副局长。
张玉林下乡到我们德盛堡大队第六生产队，那时他才15岁。和其他知青不同的是，他从来不打架斗殴，实实在在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的生活很艰苦，好多知青常常借故回城呆上几日躲躲农忙，只有他等到过年了，才回家同父母团聚，他把生产队当成了自己的家。
两年后，他仅仅17岁，就当上了六队的队长，令所有人刮目相看。一年以后，张玉林被公社任命为副大队长。又过一年，他来到了学校，图的是走进“知识”的氛围中，可见他的眼光与理想的宽阔与远大。那时，他早就入党了，是唯一一个在农村入党的知识青年。
我从二道房学校回到德盛堡学校时，张玉林就是老师了，教体育课。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文雅、和善，更是个好学上进的知识青年。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但他手里总拿着一本书看。那时是没有“黄书”可看的，那么，是什么书让他那么入迷？他见我问他是什么书，笑了，原来是当时的初中课本。
他下乡的时候只念了初中一年级，实际水平都不如现在小学5年级。听说我是老高毕业，他高兴得很，叫我李老师就有了另一番情感，绝不仅仅是相互的称呼了。他向我请教，总是选择最佳时机，从来不打扰我的备课时间，或做其他的什么事的时候。处处为他人着想，克制自己的求知欲望，很让我感动。所以，我就有意思地挤出时间来，对他“循循善诱”。
1975年，张玉林被组织上“保送”到上夹河的一所中专“进修”，成了一名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赶上了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大连理工大学，成一名真正的大学生。
自从他走后，我们一直没有谋面。大学毕业后，他很快走上了领导岗位，期间，多次回访了他的第二故乡，并给学校送来大屏幕彩色电视机。在那个时候，彩电可是稀罕贵重的礼物了。只可惜我们没有缘分，几次回来我多没有在家，尽管他他很想见到我。
自1985年至1998年的十多年间，辽河5次爆发洪水，农民的收入呈现负增长，学校的教学条件更是无从改善。张玉林得知后，一次就捐款2000元，解决了学校笔墨纸张的燃眉之急。
我的女儿就要大学毕业了，苦于分配无着，我曾打电话给他。他坚定的回答，只要是能办到的，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后来，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凡是“能办得到的”，最少和违纪擦边，走后门儿就是涉嫌！我们是朋友，或者说我有恩于他，那就非得把风险推给朋友或者必须“投桃报李”吗？
不久，张玉林见我没有了音讯，才知道我的想法，但他仍然坚持“照办”。我不得不撒谎，说孩子有着落了。果然，小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分配到她愿意去的地方，这是后话，那故事却也生动感人。
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但切不可不经过努力轻易地寻求帮助。一遇到困难就想起别人的帮助，以后的困难也许会更多，甚至处处都是困难了，还怎么在人世间生活啊？我常常把这些话说给自己的三个孩子。我还说，帮助是无私的，接受帮助是有代价的，最大的代价就是失去了勇气和信心，失去了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开始女儿不死心，也不甘心，我就说了上面的那些话。
事实上，现在的社会，接受别人的帮助不仅有代价，而且有“定价”。“定价”除了金钱做标的，还有沉重的人情债。所以，最好是不接受这种有“定价”的帮助。但我们可以默默地帮助他人，我能做得到。
社会是个大熔炉，人人都在经受它的陶炼。炼好了，是块钢；炼废了，就是渣滓。学校也是熔炉，但更像某些有志向人的充电器。凡是想完善自我、提高自己的人，在学校都得到了充实与提升。也有人说学校是跳板，跳到自己想达到的高度——晋升。在我们乡政府机关里，就有好多从学校跳出来的：党委秘书杨振山、宣委王明祥、副书记张春刚……多达十几人，我也算是吧。其中，乡政府缺乏“文化人”，组织上调入的占多数，都是在公社时期。另外就是自己主动跳出来的，我就是。和我原来都在广播事业的同行禇桂琴，也是其中之一。
她是新民市金五台子人，在当地初中任教，是学校的团委书记。70年代中期，不是有个“气象热”吗？她便来到了金五台子公社做了气象员，后来气象哨解体了，改行到了广播站任播音员。她有很好的播音水平，咬字吐实又抑扬顿挫，这和她做团委书记的教师少不了谈心演讲不无关系吧。
我们相识于“气象缘”，延续到“广播缘”。我第一次参加全市广播系统会议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她也在其中，才知道她也转行了，她的婚姻才进一步的向前发展。
早在这以前，我得知她的弟弟禇永祥在新民重点高中念书，她常常带些鸡蛋借开会的机会去看他。1983年，他的弟弟毕业了，考入长春一所军事航空学校，属于中专。两年前，我的二小舅子王洪岩也考入这所学校，他们是校友了，我们就多了许多共同的语言，也都想从对方的口中得到一些学校的信息，求得安顺放心。时间一长，她对我无话不说，当然也谈她自己的婚事，“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也就开始了。
那是初夏，我到新民出席“气象防汛服务会”，我们公社的另一名同志到农业局参加“植保会”，他是刚刚毕业的中专生丁健平。小丁个头高挑匀称，脸膛白皙帅气，特别是精神头很足……
我们不是一个会，自然没有住在一起，其实那时我真得不知道他回来开会。
那时到县里开会都是住宿的，报到的当晚没有什么活动内容，同行们便山南海北地闲聊。我见到了禇桂琴就到招呼，就问她弟弟禇永祥的情况：“你弟弟在学校处对象了吗？”因为那时王洪岩处了对象，我就问她弟弟是否也赶这个“时尚”。结果她听错了，以为我在问她，她便说“没有啊，我的对象难找啊……”。我笑了，就将错就错，就想起了我们乡里新近分配来的两名中专生。比较一下这两个人，觉得丁健平适合她，就把他的情况做了介绍。她很爽快，说可以见见面的。我是个性急的人，当即把电话打到我们乡政府，询问丁健平是否在乡里。以往，丁健平都是住在乡里的，他独身，也上进，很少回家。
乡政府（那时还叫公社）办公室的电话说，丁健平去县里开会了，并告诉了我他具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