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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嫌疑人。
再后来，他们一家和曹国栋先后回了沈阳，毛主席的“五七”道路走到了终点。事后，我去过几次沈阳，每次都要看望他们。他们老了，过上了清闲的生活，但我想，农村的那段生活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也会不断的闪回。
董魁，沈阳某纺织厂厂长，因涉及共同犯罪也被遣送下乡。他也是解放前这里的老住户，但“流放”不同于衣锦还乡，很是郁闷。后来虽然经过数次上访，甚至找到了东北局的宋任穷，企求平反，无奈犯罪事实清楚，只好作罢。现在依然生活在德盛堡村，年事已高，无所事事了。厂长，对于农民来说那可是个大官了，都觉得他有两套。在生产队群龙无首的混乱时期，他被推为队长，结果让他手忙脚乱，令人大失所望。他慨叹：就是皇上来了，想领导好农民也未必能行啊！
董魁有五男二女，9口之家挤在不到20平米的三间土草房内。看看晚上睡觉的炕，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人头。狭小的房屋俨然是一个特色的囚笼，捆住了他们生活的双手，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那年的五一节就要到了，按照惯例，国家给农民每个人2斤白面。就得说是“给”，虽然是拿自家的玉米来换，还得找差价，不给你到哪去吃面粉啊！也就是说给你指标，“给”就就是一种恩惠，包括“四类分子”所有的农民。
那时我是会计，负责收取粗粮换细粮的玉米和钱款。多数人家都按时把钱粮交到了生产队，就差董魁一家，求人捎信催了几次也无动于衷，我只好亲自登门。
五一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家早就没有一粒粮食了，钱就更不用说了。
本着让家家户户过好五一节的政治原则，也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策性很强的政治任务，他家的粮食暂时有生产队的马料里出，秋后再从口粮里扣除。钱怎么办？生产队也没有，只好由我垫付了。
直到实行了责任制，董魁一家艰苦的日子才算熬到了头。
全公社一共有多少名“五七”战士，我不太清除，但至少也得有200多人吧。其中除了来自沈阳的占大多数，也有省内其他市区的，“下放”到团山子大队的郭洪文和妻子隋长兰（音）就是大连市的。郭洪文是大连市财经学院的党委书记，在“五七”战士中级别最高了，她爱人也是一位“高官”。我所以对他们很熟悉，因为我是他们两个男孩的初中老师。两个孩子一大一小，却在一个班级里念书，是走“五七道路”耽误了大孩子读书的时间。
郭洪文是全公社“五七”战士的头，他所以选择团山子落脚，因为那里是他的老家。很多人都是这样选择的，投亲靠友，似乎天经地义。他们就的这样做心里踏实，人不亲土亲，谁晓得社会形势会有什么变故，农村的亲亲故故是最可靠，也是最后的一层保护伞。
郭洪文名气不小，所以陈锡联到我们那农村视察的时候就选择了团山子。陪同陈锡联的是毛远新，他们的来到惊动了新民县的各位领导，前来拜谒的大小车辆趋之若鹜，但都没有排上号，充当了警卫角色。听团山子目击人说，陈锡联毛远新和郭洪文夫妇亲切握手，问寒问暖，还给了他们在座的每人一支香烟。隋长兰不会吸烟，就留作纪念了。后来，这一事实得到他的两个孩子的证实。
我很钦佩陈锡联革命的经历与功绩，但后来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是他在“文革”中的一道命令，造反派革了我的命，抄了我的家，吓哭了我的孩子。
那么，曹国栋被“流放”到我们生产队的背景是什么？
曹国栋的爱人姓董，叫董淑兰。董淑兰就是我们这的人，娘家在西房号，离我们这里仅仅2华里。因为我们这紧靠沈法公路，交通相对方便，人也较熟就落户了。
曹国栋是河南郑州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某学校任教。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富农，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第一批走了“五七道路”。董淑兰倒是根红苗正，是学校的校医，但受到了曹国栋的牵连，只好带着三个女孩一同当上了“五七”战士。
刚来农村时，他们夫妻什么具体工作也没有，农民叫他们为“散仙”，或叫“逍遥自在王”。按理说，他们是有任务的，任务就是“抓生产队的阶级斗争”！
你想，他们自己都是“阶级斗争”的受害者，甚至就是“阶级敌人”，让他们去抓“阶级斗争”能抓得起来吗？所以，有时候为了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曹国栋的工作就是给大家念念报纸，传达传达有关文件而已。
不久，有人对此清醒了，新的任务也来了。
3 同行诸友（半师半友）（3）
3同行诸友（半师半友）（3）
“五七”战士由“无业”到“就业”，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一个文件下来，他们都有了自己新的岗位，不再是逍遥自在的散仙了。
根据原来的“从业”来安排新工作，算得上人尽其才了，曹国栋又重操旧业，和董淑兰一起走进了学校。潘德舫和马杏春上了年纪，没有再就业，办理了退休手续，赋闲在家。
曹国栋不像我们又教学又养猪还得养鸡，他和爱人每个人的工资都能顶上我们七八个人的“工分”收入，经济条件十分优裕。董淑兰是校医出身，学校没有分配她任何教学工作，上下班也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干家务活就成了她一天最重要的“公事”了。所以，曹国栋更显得比我们清闲得多了，是学校里惟一一个不被生活拖累的人。
论文凭，论水平，曹国栋在学校中都是顶尖人物，很受同志们的尊重与拥戴。曹老师待人和善，平易，对待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加循循善诱，算得上诲人不倦了。在农村，我们之间很少以老师相互称呼对方，都是“大哥，大姐”式的。按农村的辈分，从董淑兰那论，我们多数人都叫曹老师“老姑爷”，他也有长辈的风度，事事处处对我们都关爱有加。在他的帮助和影响下，年轻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文化知识都得到很快很大的提高，学校的面貌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也可以说，城里人到乡下来，对于他们是一种“痛苦”的磨练，对于农村确实是一种难得的“改变”，改变着许许多多陈旧的观念。在相互交流中，农村人真实地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与封闭，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坚定地走“两个文明”建设的新路，并充满了希望与理想。
曹老师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文艺体育样样精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们成了“球友”。那时他刚刚来到学校不到一个星期……
1974年夏，那是个星期天，我没有去挖猪菜，而是去了三面船集市买些急需的东西。
三面船属于法库县，与我们一河之隔，相距十几里路，是离我们最近的集市了，我们辽河南的人常去那赶集。
说来也巧，集市上有两个老师模样的人，正在谈论到河南打篮球，苦于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学校。
我本来就是个球迷，那时又教体育，就和他们俩搭话。就这样我们相识了，知道他们是三面船学校的老师，并约定下一个星期天进行球赛。
看得出，他们是有充分准备的，他们也会认为我也不白给，不然不会和他们签订“君子之盟”。是的，“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对自己的球队心里有底，男女生的校队在我的调教下，可谓训练有素。
开赛的日子到了，他们真不含糊，男女球队各有胜负，互相钦佩。最后一场球赛是老师男队的对抗，操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围观的看客人人都捏着一把汗。因为我们队的个头比人家矮一截，胜负似乎已成定局。
那时的农村，男老师多于女老师，男女的比例大致是7：3，所以没有女队，所以一个学校的体育水平如何，全靠男老师一面独撑，所以这场球的胜负至关重要了。
我们男队缺少的就是中锋，有一个个子较高的王文杰只能打后卫，让他控制篮板球。情急之下，我忽然想起了曹老师，但又不好张口。人家才来不几天，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打篮球，怕为难他。
开球不久，我们就输了6分，那时候不讲罚篮，也不是现在的“球规”，也没有三分球。输了6分球可不是个小数了，叫停的时候我看了看曹老师，心里就明白了。我看出他跃跃欲试的神态，就知道他会打球，就提议他救场，他欣然接受，并让他打中锋。
曹老师一上场，一站位，我就特高兴，他是行家，也是高手。那就叫“行家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我是左撇子，打左前锋，王文杰打左后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