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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方程的课程内容，只好用“笨法”来解题。很多不教五年级的老师，或者是初中的老师，对于四则运算都脑袋疼，让学生运用自如简直就是难上加难。我想，倘若老师对解方程很熟练，那么，逆向推理就是解四则运算的思路了。
我把这个方法讲给了邹和昌，又帮他复习了方程的解法，遇到的难点便迎刃而解了。
我们相互能如此坦诚，是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意，甚至可以说是“生死之交”！
1961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校友。那时的新民高中属于“一条龙”的模式，也叫“新民完中”，初中高中同校，我是高中一年，他是初中一年。那年，我和邹和昌一起入学，放假回家的时候而是同来同往，既是同学又是家乡，能不亲近吗？所以，我们交往交流从来都是开诚布公，从不考虑说话的尺度当与不当，想说就说，有话就说！
随着高考的恢复，我们的孩子也在一天天地长大，关注孩子便成了我们的敏感话题。
邹和昌比我小两岁，结婚比我早两年，所以我们的孩子大小差不多，他四个，我三个。孩子虽然多了点，但都是自己的骨肉，都希望他们多念几天书，个个成才，尤其是恢复高考后，心情更是急迫了。
我到公社上班时，天天路过他家的门口，时不时就坐一会，顺便就谈论有关孩子的事儿。邹和昌总抑制不住望子成龙的情绪，发一通“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之感慨。他也经常辅导孩子，就是缺乏耐心。可能是做教师的都这样吧，上班时是孩子，下班了还要管孩子，太单调了，太乏味了。他说，他尽量克制自己对孩子的情绪，但一不顺溜就发火，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他爱人对我说：“你可不知道，他在那边辅导孩子，我在这边直哆嗦。”我问为什么啊？她说，教几遍再不会，他上去就是一个耳光！
看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也许只有我的话他还能听进去。我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
还好，邹和昌对孩子的“热处理”总算冷却下来了，他的第二个孩子考上了中专。那时候的中专和重点高中几乎是同一个分数线，比现在考大学都难。
对自己如何教育辅导孩子，邹和昌是“明理不明步”，道理很清楚，步伐就乱套了。他时常对我慨叹“枉为人父啊”，因为他的孩子只有一个升学的，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尤其是他的大儿子，给他留下一个永久的遗憾，让他特别感到内疚，至今依然在农村生活着。
记得在我参加他的大儿子的婚礼的时候，我曾劝慰他，也是忠告他：一个人应该甩掉阴影，不然就会被阴影拖倒；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只要有一颗上进的心（指他的孩子），坏事往往可以变成好事……他认为只有这样了。
婚后，他的大儿子在他的鼓励指导下，做起了羊买卖，成了养羊大户，发了“洋财”。
这孩子继承他父亲的很多，遗传，有其父必有其子了，邹和昌就是以吃苦耐劳著称。农村的老师，一半的身份是农民，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他后来转正了。家属有责任田，需要你勤劳为本，勤奋在先，起早贪黑挤时间来时弄地。再说了，老师的工资较低，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没有一点灰色的收入，就得靠养殖和种植填补入不敷出的家用，你想不吃苦行吗？农业投入的产出周期太长，需要你有更大的耐力和耐心，稍不留神，风雨雹霜、旱涝灾害就会造成颗粒无收。所以，农村的老师就是农民，个个都是苦做苦劳的能手行家。
那时是单休日，星期天一到，无论是春夏秋冬，都要去很远的地方采集猪菜，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喂著啊。记得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还是一名老师……
周六，我和邹和昌就约定好了，明天起早去沈阳瓦子窑捡干白菜帮子。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走出不远手脚就冻得猫咬似的，还有70里的路程等着我们来蹬自行车。晚上回来太阳已经落山了，往返180华里，驼回3大麻袋的猪菜，仅仅够猪吃上两个星期。
他家的猪多，每个星期都要去很远的地方弄猪菜。要是遇上顶风雨雪天气，骑不了自行车就得推着走，后半夜才能到家。睡上半宿覚，第二天的教学又开始了。
他的孩子读书没有什么起色，勤劳倒是谁也比不了的，这也是他的“财富”遗传。遗憾的是，他的孩子有钱了，手脚也大了。
2006年夏天，已经在沈阳的邹和昌来看我，提起了他的大儿子，有些黯然。用他的话说，“他的屁股后头，总有一帮人跟着他……”他是大款了，借贷款有人找他，大事小情更有人找他，进出饭店酒店……结果被朋友骗了，别人的贷款由他来还，你是担保人嘛。
我劝导他，孩子还年轻，吃一堑长一智吧，来日方长……
我说了，农村的老师就是农民，辛苦是一辈子的事儿。现在好了，邹和昌再也不去弄猪菜了，也算享福了。但他待不住，在沈阳做了几年推销涂料的“买卖”，挣下十几万元，补贴了大儿子的亏空。不幸的是，自己得了轻微的脑血栓。但他依然不肯休息，非要请教我如何给学生辅导作文写作，所以他就来看我。我和盘托出，倾囊相助。后来他没有“任教”，语音有些不清了。
在农村，难道就没有像城市一样清闲的老师吗？有，只有一个！
3 同行诸友（陈锡联事）（2）
3同行诸友（陈锡联事）（2）
这位唯一清闲的老师叫曹国栋，和我是一个生产队的。他是我们队里诸多下放户中的一员，严格说，他是“五七战士”。
我们生产队的下放户都是沈阳来的，有七八户之多。有的是自愿下乡，考虑在城里生活困难，在农村没有钱也能维持。有的是有历史问题被“遣送”过来的，是接受改造，相当于古代的“流放”。有的是“响应”号召，走“五七”道路……李德清属于人口多的“困难户”，回了他的家乡，左邻右舍都是一家子或是亲戚，相互有个照应。
潘德舫，原沈阳第八医院的会计，老家江苏，地主成份。他夫人马杏春与他同乡，旧社会是个标准的千金小姐，大家的闺秀。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是难以在城里立足的，于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被“流放”到农村，也被农村的专政机构列在黑名单里，实行监控，只是没有带上“四类分子”的帽子罢了。他们的工资停发了，粮食关系也变成了农业户，不再到国家的粮食供应站买粮油了，由国家职工蜕变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夫妻俩上了年岁，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只好让他不到16岁的二儿子潘靖远给生产队放牛，人称牛倌。
另外两个孩子都比潘靖远小，去了学校念书，我教他们数学和物理化学。他们的大儿子大女儿在沈阳工作，没有随他们一起“流放”，时常过来看望他们一家。
老潘的房前屋后也不能闲置，种些瓜果蔬菜之类，但他们不会管理，甚至分不清社么是野草和韭菜。左邻右舍就帮着他们料理，就像教小孩子“过家家”玩，耐心也细心。邻里们相处得很和谐，那时还没有“和谐”的口号，但农村人做到了。后来，党的政策有了松动，潘德舫和马杏春都变为“五七战士”，腰杆直溜了，被纳入“革命派”的队伍中来。我们住在前后院，南北只隔一条街，相互之间很友好，常常谈论一些别人很“忌讳”的时事。他的大姑爷我们也熟悉，来潘家时我们也有些交流，他说他不相信我就是个农民。他的大姑爷比我稍长几岁，是个微波通讯的工程师，常到我们以东的七星山上的“微波接转站”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顺便就来看看岳父岳母。70年代初没有卫星通讯，北京的电视节目就靠微波接转站来传递信号，对于农民来说，神秘得很。有一次我问他的姑爷，设备的运转的能源是什么？“能源”？让他吃惊不小，他觉得，一个农村人是怎么会说出“能源”这个词汇的？不可思议！于是间，他就把我看成是“不一般”的人物了。同时，我也触犯了他工作的“秘密守则”。他悄声对我说，要我保密，说能源就是当地的电源，说出去怕有人破坏。我笑了，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那么胆大妄为的狂徒。于是他才接着说，除了当地的电源，他们自己有发电的设施，就隐藏在某某山洞里……说过，我也惊愕了，或叫害怕。万一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就是第一嫌疑人。
再后来，他们一家和曹国栋先后回了沈阳，毛主席的“五七”道路走到了终点。事后，我去过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