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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社员早上都不吃饭就下地干活，为了节省粮食。中午，家家户户都吃大饼子，不然下午干活就没有力气。到了晚上，那晚餐就是“喝喝”，喝过稀粥就睡觉。趴在炕上就一觉到天亮，没有谁找你麻烦，就是福。
那一天夜里12点钟，我迷迷糊糊地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起来！开门！”
半夜敲门，肯定有什么急事！我的心门被心血堵塞了，血流静止了。
我赶忙走到外屋，看看是怎么回事。
门还用开吗？那时候没有贼，也没有土匪，家家的门都不上栓，敲门人不请自进。
其中的一个人我认识，是本大队的曲作明，原来的大队会计，后来的进校老贫农。其余的3个陌生人面目狰狞，满脸的杀气。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
“不许动，面墙站着！”
随后，曲作明在我的背后严厉地交代：
“我们是按省里的指示，到你家来搜查的，你要老实！”
夜深人静，他们大声的咆哮吓得全家人不知所措。我是家里惟一一个大老爷们，已经被人控制了，她们没有半点安全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孩子吓得哇哇直哭。那咱父亲早被关押起来了，好长时间不让回家，也不允许家人去看望，犹如生死两别。
我面墙没有动，在揣摩究竟为什么要“抄家”。
“我们是三道岗子公社革委会的，你父亲是反革命，他已经交代了所有的罪行，我们是来搜查罪证的！”
另一个人更是咄咄逼人直言不讳：
“有一把日本战刀，你藏在什么地方了？快把它拿出来！”
说完，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大棒子看着我，其余3个人闯进里屋里，用同样口气命令包括祖母在内的所有人，“不许乱动！否则后果严重！”
妻子抱着一岁多的孩子，没有听他们的那一套，大声质问道：
“喊什么喊！半夜三更的，吓着孩子！”
她还敢顶撞革命派，我没有预料到。那三个陌生人正要采取行动，曲作明“良心发现”：
“算了，她是贫下中农，跟他们不一样。”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发现”，而是他看到我要“鱼死网破”。
就我那时候的体力和情绪，对付他们几个，起码能赚回一个。这就应了“横的怕不要命的”那句话。一个大丈夫不能保全自己的祖母、母亲、几个妹妹、妻子儿郎活着还有意义吗？还有颜面吗？我不怕死，他们怕死，才“良心发现”！
这把日本军刀，是父亲与傅良己老师在回回营教书时切菜用的刀，今天却成了反革命的罪证。
1964年回家劳动后，我按照高中物理的知识，自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不需要电池做能源。这样的收音机，即便在房顶上安着高高的天线，也只能接收到3个电台的广播。3个电台有中央台、辽宁台和苏联对华的汉语广播。为了接收安全的要求，必须设置一个与地面接触面积大，有相当深度的地线。这个地线就是那把战刀了。
我清楚了他们的来意，心里也就踏实了。
他们很谨慎，不让我去取那把战刀，生怕我捅死他们。我在两个人的看守下，另外两个人去西房墙那搜战刀。
取出了战刀，又逼我说出其他的罪恶，我一口咬定“没有！”，他们就动手自己搜查。霎时间，里屋外屋一片狼藉。忽然，他们在我的图书中发现了“论共产党员修养”，如获至宝。
他们总算得到兴师问罪的口实：
“你不老实！这不是罪证是什么？啊！”
我没有回答，我根本没有看过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不要忘记，我是连毛主席的著作都不学习的人。那么，这本书是怎么来的？
1 地道的农民（沧桑轮回）（6）
1地道的农民（沧桑轮回）（6）
这本书的确是父亲的，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它。
父亲也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一直都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个原则下努力改造自己的。他很注重学习，尤其是政治理论的学习，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一心想脱胎换骨，加入党的组织。他要向焦裕禄学习，人家在死的时候不是还以“论共产党员修养”作为座右铭的吗？
“文革”前，在教师队伍中父亲的表现可谓很优秀了。记得在三道岗子乡一次大型表彰大会上，父亲是教师中唯一受到表奖的先进工作者。
这本书看上去很旧了，不知道父亲翻阅了多少次，会有多少心得在心中。今天被人家“翻阅”了，他们要看看书里面有没有父亲的笔迹，有没有和刘少奇同样的罪行……
也许是他们翻累了，也许是他们要拿回去深入地研究研究的缘故吧，他们扔下“发现李若明新的罪行，你必须向我们揭发！”这句话就走了。
让我去揭发自己的父亲，我能做到，但我揭发父亲什么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抄家是全省的统一行动，统一时间、统一对象，叫做“清理阶级队伍”的一项专题的阶级斗争。在这个专题的阶级斗争中，父亲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我被认定为刘少奇的信徒和爪牙。尽管我在队长的跟前是个“有用”的人，怎奈队长的巴掌再大也遮不住天，怎能为我遮风挡雨啊？抄家后的第二天，我又成了九等人以下，十等人以上的人了。准确地说，我就是一个“新等级”，“新阶级”——9。5等人，可笑、可悲。
太阳累了要下山，雨下累了要晴天。
“文革”的大旗举累了，也寿终正寝倒下了。人们似乎从噩梦中醒来，开始梳理黑夜中的是是非非。有的人还在舔舐着沾满鲜血的双手，舔舐着在腥风血雨那些刀光剑影中涂地的肝脑。有的人在忿忿不平地太息，太息着平步青云旋即又空空如也的失意。更多的人是在欣慰，欣慰着大难不死枯木逢春。唯独我好像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我麻木了，纵然万箭穿心也喊不出一声“疼”来。
我麻木得就像一个植物人，只有躯体，没有神经。当队长问我“你还想不想当会计”的时候，我竟然忘记痛定思痛的苦涩，机械地回答“想！”由是，我稀里糊涂地于1970年初，再次出任8队的会计了。原来的8队会计董向国，就是我任团支部书记时接任我的那个董会计，此番已升任为大队会计了。
在我第一次当会计的时候，董会计是现金保管员，我力举的。他很感激我对他的“提拔”与帮助，尤其是我对他的信任。
有一次，他的帐目错了，少了15元现金，自己说什么也找不出来，他认了，掏自己的腰包补上了，不想落个“贪污”的名声。在那个时候，15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几只鸡下一年的鸡蛋也卖不了那么多的钱，而名声比黄金更珍贵。
我不相信这笔钱是他丢了，一定是帐目出了问题，就帮他查账。原来，生产队卖猪仔子的钱，在他的笔下多“卖”了一个，一只猪仔子正好是15元。是的，假如少“卖”了一只猪仔子，他又就会怎么办呢？
不久，一个“少卖了一只猪仔子”的事件真的发生了，是他当上了会计的时候。
那个时候，和钱一样珍贵的还有布票，一年中国家发给每个人的布票很少很少，基本上家家都不够用。1960年，每个人只得到2。8市尺的布票，做个裤头都难，很难看见有人做新衣服穿，那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的年代。对于更为困难的人家，公社像发放救济款那样发给他们“救济布票”，很有限。
我们8队有一户荣誉军人，得到了“救济布票”，由董会计领回，但那户荣誉军人却没有得到。是董会计贪污了吗？还是荣誉军人收下后忘记了？大队和生产队一致认为是董会计贪污了！这个是严重的问题，人格的问题，一个年轻人的发展与前途的问题。于是，所有的目光都写着“鄙视”与“龌龊”。董会计成了道德的反面教员，形象跌入低谷，人们一致认为不可能反弹了。
后来这件事被时间的硬件消化了，中毒的董会计得到“软件”的消毒，得到强势反弹。这软件就是——他们家几辈子都是“里面三新”的贫雇农，得让他彻底翻身得解放，落实“在农村，贫下中农领导一切”的指示。
在“布票事件”中，我是少有的“持不同政见者”，是极力为董会计解套的人，所以时间硬件才会具有消化的功能。他去当大队的会计时，就建议由我来继任那个空缺。但这绝不是“投桃报李”起到的作用，我有我的硬件，只是谁都懂得“用河水洗船”的哲理罢了。
“文化大革命”折腾来折腾去，又把我折腾到原位。期间，我失去了自己很是看中的“书记”头衔，但得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文化大革命”，使我真